李公明｜一周书记：以内心的奥威尔精神……面对时代的幼稚化危机

《幼稚化》，[英]基思·海沃德著，尹楠译，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2026年5月出版，432页，79.00元

先从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一篇最新访谈谈起吧。10月18日，赫拉利做客捷克电视台访谈节目Hyde Park Civilizace，他说：“我对AI革命最大的恐惧，不是恐怖分子让AI合成一种致命病毒，而是全人类的‘集体失智’。”他说的“集体失智”不是指大脑退化，而是人慢慢不再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就是人类彻底丧失理解世界运转逻辑的能力。他谈论的主题是AI革命对人类命运的巨大挑战，“全人类的神经系统集体过载，情绪瘟疫蔓延，社会理性跟着崩盘”。因此他认为，严肃的公共媒体是人类理性活下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需要真正的调查记者去溯源事实，而不是为了骗点击去批量生产耸动的情绪垃圾；我们需要有主编来判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负责任的公共议题。“集体失智”的结果当然就是整个社会理性崩溃，失去理性的人类如何生活下去，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赫拉利针对AI革命发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关于AI风暴与人类命运生死存亡的关系，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知识界、思想界最为关注的热门议题。

实际上早在AI风暴这样具有太强烈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事物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生过无数“集体失智”、理性毁弃的严重危机，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魏玛共和国被纳粹帝国所推翻、取代，欧洲陷入极为深重的战争与暴政灾难，就是被狂热、荒诞的纳粹意识形态推翻了正常理性生活的结果。尤瓦尔·赫拉利在两年前的《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2024；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一书把纳粹主义暴政与信息网络时代的理性危机联系起来，他认为正如乔治·奥威尔的那句名言“无知就是力量”，纳粹主义的政权基础就是幻想和无耻谎言（序言）。唯有知识与理性能够抵御反智危机，但是历史上常有抵御失败、反智盛行的先例。

那么，除了这种极端猛烈地喷发的意识形态运动和颠覆性的科技力量之外，人类社会的“集体失智”危机还有什么更具有普遍性的、常态化和社会性的诱发根源呢？在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是否同样潜藏着通向全人类“集体失智”、理性生活全面崩溃的危险趋势，而人们却在生活中习焉不察呢？但“兹事体大，非容轻议”，说到底，这可不是在书斋中或与AI的对话中就能轻易找到全面的研究视角和路径的。从研究者语境来说，必须对现实生活有深刻而全面的观察，而在学术思考与论述中的学科领域、切入视角和论述的广度与深度等更是很不容易把握和阐释。

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犯罪学教授基思·海沃德（Keith Hayward）的《幼稚化》（Infantilised: How Our Culture Killed Adulthood，2024；尹楠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5月）就是一部在这个重大议题上做出大胆而深刻的探索的学术论著：“聚焦成人的幼稚化与儿童的成人化，本书介绍当代流行文化如何将成人变成了‘大小孩’，追溯叛逆文化、‘灵魂热潮’助推下的新型消费主义发展，审视网络生活如何让i世代强行过上精彩生活，进而分析幼稚文化的起源、当代自恋文化与幼稚病的动态共生以及一个‘幼稚统治’时代的来临。”“个人选择的背后，是整个文化叙事对成长路径的篡改。当文化消解了人生阶段，每个成人都有必要培养起自己内心的乔治·奥威尔精神，主动成年。”（封底推荐语）最后这句话出自作者在全书最后提出的应对幼稚化的十条准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虽然在书中对奥威尔的论述不多，但以培养内心的奥威尔精神作为面对时代的幼稚化危机的准则，这是极为重要的建议。

所谓“幼稚统治”的时代无疑也就是赫拉利所讲的人类“集体失智”的时代，海沃德教授把成人“幼稚化”与儿童的成人化作为普遍性和常态化的社会根源，这是非常独特而犀利的研究视角和见解。书名原文直译是：“幼稚化：我们的文化如何扼杀了成年生活”，指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中，成年人越来越不被作为成熟的成年人来看待，反而越来越像个不负责任的孩子，由此揭示了一个成年人自主权被剥夺的世界所带来的深层社会、心理和政治危机。作者在“导言”的开头就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因为对青春狂热崇拜而堕落的时代。从成年男女的言行举止来看，他们仿佛已经忘记何为称职的成年人，不成熟的恶习反而被奉为美德。……成年人的能力和价值观都在遭受当代文化的冲击，而这种文化是由幼稚的关注点和自欺欺人式消遣驱动的。（第1页）

这是对“我们的文化如何扼杀了成年生活”的进一步诠释，可以看作是引导读者进入全书研究议题的导读。英国演员、主持人斯蒂芬·弗雷（Stephen Fry）评论说：

基思·海沃德对这种“彼得·潘式”的延迟成年现象所做的精彩而及时的探究，既令人警醒，又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同时意义深远。无论被冠以何种称谓、归为哪个世代，当代年轻人愈发坦然地追捧各类玩乐世界而非工作世界的符号、偏好与观念，丝毫不觉违和。海沃德对这一现象的描绘与分析，不带评判色彩，闪耀着洞察力。

说得都对，除了“不带评判色彩”这一句。实际上海沃德对成年人世界的幼稚化不仅有评判，更有大量犀利而精准的批判。

海沃德对成人世界的幼稚化批判也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2018年8月1日，美国社会学家西蒙·戈特沙尔克（Simon Gottschalk）发表了题为《西方文化的“婴儿化”》（The Infanti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的文章，探讨了近几十年西方社会文化令成年人逃避成长的问题，也介绍了多位学者的观点。戈特沙尔克首先以充满各种卡通形象的商业广告为例，认为这是“文化婴儿化”大趋势的一种体现。另外，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到在日常语言中同样出现儿童化的趋势，语言的贫乏及幼稚化与理性的思维和讨论所要求的相去甚远。

“婴儿化”同样体现在大学校园之中，美国学者安东尼·W. 丹斯（Antony W. Dnes）在《我们必须扭转高等教育“婴儿化”》一文中说，以前学生热爱对不同观点进行不同的逻辑表述，今天的学生在智识挑战面前却常表现出“创伤性”反应，他指出高等教育“婴儿化”是西方整体文化环境“婴儿化”的一个缩影，大学生心理脆弱、寻求来自权威的庇护，反映了现代社会风险承担模式的变化。丹斯说，“婴儿化”是危险的，可能导致年轻一代即使在发生“天下大事”时，目光也离不开移动设备的屏幕。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满足和刺激了人的一些孩童化需求和幼稚倾向，如沉迷玩乐、寻求持续关注和即时奖励、热衷于自我表现。戈特沙尔克说，西方学术界对“婴儿化”现象的关注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中期已经开始。1946年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到访美国后就谈到美国文化的“婴儿化”特点，德国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赫伯特·马尔库塞等社会批判理论学者也都提出，成年人在情感层面、社会层面或认知层面未能实现成熟是社会环境造就的，“婴儿化”对个人和社会整体都不利。

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R. 巴布尔（Benjamin R. Barber）在《被消费：市场如何腐蚀儿童、“婴儿化”成年人、吞并全体公民》一书中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切入，认为成年消费者正在被全球经济“婴儿化”，这种社会风气导致公民失去责任感，公共物品被私人商品代替、公共空间私人化，自由、民主的社会被无孔不入的市场要求殖民，身份被品牌化，世界被同质化。可以说，海沃德对成年世界幼稚化的研究与批判性论述并非危言耸听，在思想界有类似的研究语境和发展路径。

几年前，“澎湃新闻”发表过一篇题为《不长大的“巨婴”，是怎么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愿望？》的文章，作者从“巨婴”这个负面称呼切入，然后转到英文的“Kidult”，指一个成年人童心未泯，仍然热衷年轻人文化，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在论述了种种“儿童化”现象之后，提出大龄儿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儿童”和“成年人”概念模糊的结果，原因是现代媒介的出现。从电视到互联网，打破了成年人对于信息和学识的垄断，另外就是在互联网上出现的少年天才让成年人树立的权威再次倒塌。年轻人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和在网络上声量最大的群体，整个社会的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文章也谈到社会主流仍然把“年龄”和“成功”进行强关联，也会让年轻人产生焦虑情绪。因此，Kidult 文化既受推崇，也与社会传统结构和文化产生冲突。对个体而言，kidult 使人摆脱规训，追求“可爱”和缓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对社会而言，带来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消解。“一个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分清孩童态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对自己而言，是让年龄规训松绑’，‘在公共领域，则需要学习和承担成熟的责任’。”从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而言，这样的区分对待或许是合理与可行的。

由此应该思考的是，关于成年人世界的幼稚化现象，在海沃德书中的论述中不乏某些略显偏激的批评。该书出版后，英国《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很快发表题为《西方文化正阻止人们长大？》的评论文章，介绍了该书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海沃德的论述有两个缺陷。一是对成年人的批评有偏激，成年人为什么就不能装扮成漫画人物？喜欢动画电影有什么不好？二是对他所谴责的“幼稚病”激增缺乏更有力解释，此外对年轻人比前几代人更晚找到工作并生育子女的原因没有解释。应该说这些评论不是对作者的苛求，只能说海沃德最为关注的是在种种纷繁现象背后潜藏的理性危机和公共政治危机，力图向世人敲响人类公共理性生活危机的钟声，他在某些评述中的偏颇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从幼稚化现象深挖进去，作者发现“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文化诱导的幼稚化。这是一个根深蒂固且极具腐蚀性的过程，隐藏于当今社会几乎所有领域蓬勃发展的幼稚文化的背后”（第3页）。电子屏幕上的商业广告都在用幼稚的旋律和可爱的卡通动物来推销成人商品和服务，超级英雄的电影和乏味的漫画衍生作品称霸票房榜，更复杂的人类故事成为牺牲品；大学教育体系一味纵容学生，没有让他们为成年生活中无可逃避的挑战做好准备；成年男性的行为表现得如同歇斯底里的青少年男团粉丝；电视屏幕上被刻意设计成让人放松的新型成年人节目，让观众一边刷手机一边“看电视”；整个社会对社交媒体的病态迷恋，随时在线的数字安抚奶嘴将幼稚的幻想正常化。所以这些导致的严重危机是后现代“大男孩”无处不在，他们的偏激言论大行其道，他们的极端幼稚的政治观点却被广泛传播和严肃对待。海沃德把这些现象称作“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新阶段——一个以青少年娱乐和流行文化幼稚化为特征的傲慢的反成人化时代”（第4页）。

海沃德指出，最令人担忧的是成年人世界的幼稚化对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源于政客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像渴求关注的青少年那样作秀，或是网红专家用无知观点搅乱政治舞台，更是源于一种全新的反成人化的政治表达形式的出现。从“英国脱欧癫狂综合征”到“停止石油”组织的中产阶级抗议者哗众取宠的闹剧，都可以看到这种新型政治表达形式。“然而，真正让我看清这种全新的‘幼稚化政治’全貌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引发的一系列恶果。”（第7页）在该书的第八章“童话剧政治：公共领域的麻木与堕落”，作者对幼稚化如何把政治生态推向极为危险的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性阐释，与当前世界的政治现实发展态势有紧密联系。

在我看来，今天这个世界政治之所以变得如此危险与荒诞，有着太多复杂的因素和力量，不能说就是因为幼稚化的缘故，否则这么简单的推论本身也是有点幼稚化了。不过海沃德的批判性观察并没有陷入简单化，从众多公共政治舞台上的人物言行、政策宣示、事件因果等令人反感的现象来看，幼稚化的确是存在于行为表象与内部的一种精神病态。作者尖锐指出，政治曾经是一项严肃的成人事务，而在今天却沦为幼稚化的小丑表演。非常有讽刺性的是，当西方官员大谈“成熟政治”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的言行举止就越像高中里的疯癫少年。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表现得如同渴求关注的青少年，在议会里玩游戏或观看色情内容，只会鹦鹉学舌般地反复念叨幼稚口号代替实际的政策。“这些幼稚的政治精英似乎只关心自己有没有人气，他们看起来似乎既缺乏自信，也缺乏经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成熟的短期决策现在已经成为常态，有点像青少年处理问题的样子。”（331页）这的确是近两年来人们越来越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政治态势。

应该回到政治学研究语境中理解海沃德提出的问题。在通常的政治学研究中的幼稚化（infantilization，也译作幼龄化、婴儿化）主要指的是统治者、政客有意通过制度、话语、传播媒介等方式将被统治者规训和塑造为心智不成熟、缺乏自主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孩童式主体”，以此实现监护式政治统治的正当化。从古代的贵族政治统治到近代民主政治中的精英主义，都是以普通民众缺乏成熟的政治理性、天然存在政治幼稚为理由，因此必须由权力精英设计出一套针对民众幼稚化的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在这种统治政策中也包含压迫性管控与保护性治理，结果是让民众始终处于失去自主、自由的弱势主体状态。在当下的政治学研究中，也在延续这种有关民众幼稚化的思路，只是从新的切入点和视角——社交媒体、短平快信息、情绪型政治传播等方面来分析民众的政治幼稚化，揭示公众如何被情绪、段子、标签引导，政客则如何能够有效地使用简化、专断、哄劝等话术拉拢选民。

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海沃德的政治幼稚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分别从统治者、政客和普通民众等多方面来揭露和解释政治幼稚化的病态现实。他的研究指出不但在政客群体中弥漫着幼稚化的政治表演，太多的普通民众也表现出一种幼稚化、情绪化的政治表达形式。因此，作者在本章中阐述了幼稚病对当代政治生活的种种腐蚀现象及其严重的危险性：

名人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今被当作政治辩论的高能童话剧表演，网络上日益增多的阴谋论和情感化政治内容，基于幼稚情感主义的行动主义与反抗形式的兴起等，我认为政治领域中一种新型“幼稚统治”正将我们推向一个极度危险的方向，如果放任其发展，我们所熟知的民主政治可能会走向终结。（309页）

对于政治生态的现状，作者是很悲观的：

当代政治处于一种可悲境地。我们的职业政治阶层大体上是一群脱离实际的蠢人，其中不乏自私自利、兜售空洞口号的大话王，被精英思想操控的道德标榜家，以及毫无远见、如同人形路桩的庸人……我们面临一场受虐式选择：一边是去文明化的环境末日论，另一边则是各种基于受害者身份和身份认同的表演性政治，这类政治长期空谈意识形态纯粹性，却缺乏对选民的吸引力。这种令人失望的状况在选举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届时我们就能清楚看到，这些无能的政客根本提不出任何高瞻远瞩、积极有益的未来规划。（382页）

小说家塞缪尔·厄尔（Samuel Earle） 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幼稚政客”（infantocrat）一词形容一类新型政客，他们不仅将公众当作儿童对待，而且他们自己也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幼稚方式行事。厄尔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就是“所有政客中最像儿童的一位”（310页），这与海沃德说“唐纳德·特朗普热衷于给政治对手起幼稚绰号的癖好”（第2页）是一样的。但是厄尔同时意识到政治领域的幼稚化问题远比特朗普本人的问题更严重，从很多方面来看，特朗普只是某种政治文化趋势的必然产物，而这种趋势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出现（310页）。

在这个缺乏深度辩论的世界里，政治演说逐渐变得如同漫画对话一样，这种由传播形式决定的表达方式恰恰是细致入微、不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交流方式的天敌。更糟糕的是，在二十四小时新闻的疯狂滚动和社交媒体的快速滑动过程中，复杂的政治问题被简化成幼稚的口号和标签（“披萨门”“抹黑门”“派对门”“啤酒门”），而有关阶级和社会政策的重要议题也被压缩成单一维度的流行语和幼稚的指责性用语（“凯伦女”“熏肉佬”“查德男”）。（319页）

这是在当下全球的公共政治生态中比较常见的情景，各种重要议题的严肃讨论和理性辩驳已经相当稀缺。海沃德进一步深挖这种现象背后的政治性危机：

在这个表面光鲜、内里空洞的世界，充斥着廉价政客、极度自信的伪专家和愚蠢的名人。在这个世界里，显而易见的谎言和谬论只要有足够多的蠢人相信，就能摇身一变成为“事实真相”；在这个世界里，童话剧政治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幼稚化现象为幻想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曾经能激励人们结成合作性政治联盟的社群价值观、信任传统和共同利益共识，现在已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更具表演性的自以为是的全新政治表达形式，它将外部群体妖魔化，并将人际关系视作潜在的对敌交锋战场。（370页）

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相信这也是近几年来留意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读者所熟悉的。海沃德进而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路线的修正机会已经被一个幼稚化的公共领域所阻断，任何试图质疑和修正意见的观点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视为清除异己和羞辱对方的机会（370-371页）。在谈到特朗普的支持者的时候，海沃德描述2021年1月6日在国会山闹事的那些人“以为只要喊得够响，挥舞几面手工制作的旗帜，就能得偿所愿，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事实上，我越思考这个问题，就越能理解今天许多对立的冲突和文化战争都可以从幼稚病的角度来审视……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已经通过损害民主、动摇制度和撕裂文明来塑造我们的历史”（第8页）。这里说的“损害民主、动摇制度和撕裂文明”，就是作者对于全球政治幼稚化趋势提出的最精准和最严重的警示。

该书第六章阐述的问题是，“英美国家的中小学和大学非但没有实现其通过学术知识培养成熟心智的初衷，反而成了幼稚化的主要孵化器”（213页）。作者列举了学校教育中出现的种种教育政策、教学要求、评分规范和奖惩等现象，说明：

这些政策以及越来越多的类似政策，本质上意味着教师作为质量与优秀标准评判者的角色已经走向终结，教育权威正在被让渡给学生（有时候是家长）。但当代教育究竟是如何迷失方向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一些学校现在似乎真的不愿意表彰学业成就，甚至不愿意对学生的优劣做出恰当的区分？（217-218页）

作者认为更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不愿重视和认可成年人在教育领域中的权威，其实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是动摇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及力图忠实贯彻这些原则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权威性。结果正如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其颇具争议的著作《浪费：教育为何不育人》（Wasted: Why Education Isn't Educating）中指出的那样，教育的意义和目标出现了根本性危机（218页）。围绕教育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所产生的困惑，最明显的体现或许是课堂纪律的崩坏，教师不愿或不敢严肃地维护课堂教学纪律，越来越多教师因担心被投诉而放任自流。另外，在教学中为避免因为讲述内容的严肃性、真实性和思想性而引起各种麻烦，只好照本宣科。

海沃德说他并不反对那些开放的反思性学习和新教学举措，担忧的是那些以游戏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使学校正在变成托儿所，如更看重看视频而非阅读，采用奖励机制鼓励服从行为等。“这些以激励为导向的教学实践，常常以‘课堂民主化’之类的空洞口号为掩护渗透进学校，而其本质就是教育领域成人权威逐渐削弱后的另一种补偿形式。”（221页）其实，他还没有谈到AI浪潮对于整个教育价值观念与教学方法的颠覆性影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教师的权威性衰落的问题。近日看到一则新闻，说美国已经出现一所学校是完全没有教师的，学生到校就是从与智能机器的对话中学习。虽然很难说这到底是幼稚化还是自主学习，而且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多了一个AI智能体系的介入不能说是坏事，关键是假如教师在知识传授之外同时还具有的人格教育、情感交流等基本要素不复存在了，这才是致命的危机。

当海沃德谈到当代艺术创作中同样存在幼稚化现象的时候，举了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为例。加拿大艺术家马修·马卢夫（Mathieu Malouf）的个展《仙女教母》（The Fairy Godmother）展示的是灰姑娘、小魔怪、猪小姐等童话或布偶角色的画作；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装置作品《新世界的路标》（2016）在军械库展厅呈现的是一个充满童趣的“波点游乐场”装置，艺术评论家朱莉娅·哈尔珀林（Julia Halperin）认为这堪称一种新型艺术作品的典范，“代表了日益流行的批量生产的适合博览会展出的作品类型。它们就像棉花糖一样，既毫无营养价值，也无法带来持久的满足感，但在图片分享社交平台‘照片墙’上却分外吸睛”（48页）。海沃德认为哈尔珀林的评论既尖锐又深刻，继而指出“照片墙”催生了一种极其肤浅的全新艺术类型，其目的就是获取“点赞”和点击量。在此过程中，许多艺术家迎合了最低层次的审美标准，采用幼稚化的创作方式（48-49页）。

接着谈到洛杉矶的两位艺术名人卡普兰姐妹（Kaplan Twins）创作的《男孩玩具》（Boy Toys）系列摄影作品，展现了她们与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一起入睡的画面。评论家本·戴维斯（Ben Davis）指出，卡普兰姐妹青少年做派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一堆毫无魅力的愚蠢行径”。海沃德在谈到大量当代艺术最终沦为类似青少年练习本内页涂鸦的东西的时候，以涂鸦艺术家班克西（Banksy）为例，“其六年级学生式的激进主义风格受到‘拿铁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潮流引领者的大力推崇”（50页）。海沃德认为他的涂鸦作品“被中产阶级伪反叛者们视为颠覆性的街头政治而欣然接受，这些人懒得进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因此，班克西毫无意外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代言人—— 一位‘温和的文化战士’，其世界观既充斥着陈词滥调，又充满商业气息。”（同上）

我认为他对班克西的这种评价的确是偏激了。只要看看班克西的《肖迪奇》（Shoreditch，2005年，模板和喷漆画，肖迪奇，伦敦），用白色油漆画了一条线用来代表可卡因，以模板法绘制的一个英国警察正跪在地上神情紧张地吸食着。这幅作品很不温和，肯定会令伦敦警察极为恼火；而在毒品与警察这个题材中，这幅作品的批判性还是相当鲜明的。但是对于当代艺术批评来说，海沃德的这种偏激的批评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在作者所论述的不同文化领域中，他对于某些文化幼稚化现象与政治幼稚化危机的实质性联系还会有一些偏颇的评述，但是这种感受与思考的维度却是流行文化与抗争政治研究中很值得重视的。

海沃德在该书的“尾声”中提出了“构建更成熟社会的十条准则”，这是面对幼稚化的时代危机寻找解决之道。其中包括将成年视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保护童年、抵制身份认同主义、以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世界、警惕教育被政治化观点所左右、抵制因安全主义文化衍生出的溺爱与娇惯之风、降低接触商业广告的频率、培养内心的乔治·奥威尔精神、警惕和严格审视任何监控技术。其中第八条尤其重要：“培养你内心的乔治·奥威尔精神，对任何类型的童话剧政客都抱持蔑视的态度。仔细审视每一个谋求或要求建立政治平台的人……”（382页）他向每一个西方公民呼吁：“现在正是重申政治原则重要性的时刻，你要让你选出来的官员承担起责任，捍卫民主选举的规则……简而言之，你必须抵制童话剧政治的诱惑，寻找并支持那些秉持原则的代表——他们能带领我们重回成熟政治对话的正轨。”（384页）

说到最后，海沃德向读者敲响的警钟应该长鸣：一个社会的幼稚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被操控、胁迫和腐蚀。对于任何不将成年人视为头脑清醒的理性人的政府、机构，人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看清客观事实，不能存有幻想，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 在《论暴政：二十世纪的二十个教训》（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写道：“当你放弃区分你想听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你就已经向暴政屈服。”在时代的幼稚化浪潮中，海沃德希望读者记住的是：“你的自由恰恰取决于你能否像一个有能力的、自信的成年人那样思考，并为自己挺身而出。”（386页）这就是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