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时代已矣”——汪荣祖谈章太炎与《左传》真伪之争

章太炎和《春秋左传读》书影

按：本文据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及州立大学荣休教授汪荣祖先生2026年10月31日在杭州余杭“章太炎逝世九十周年学术交流活动”上的主题发言及会议论文《章太炎与左氏传》作节略整理，标题也为编者所加。

《左传》真伪的辩论由来已久，至近代疑古风潮激扬，《左传》更受到强烈的质疑。而章太炎力挺《左传》为信史，驳斥伪书之说，并强调历史的重要，以维护历史为己任。他力求要证明《左传》是一本货真价实的历史书，花了极大的精力研究与证明。

一、《左传》是怎样一本书？

《左传》是怎样一本书？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文字绝佳，内容也非常充实，是春秋时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史。文字与内容兼备，叙事井然有序，而且记言适其人之言，记事恰如已成之事，首尾繁简合宜，视野雄伟，为后人理解春秋时代的战争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足称古史的冠冕。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时称《春秋左氏》《春秋内传》《左氏传》，属编年体，记春秋时代各国的历史。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之一，极为简略，使英国著名史学家觉得是“前后不一致的乏味”之作。《左传》才充实了《春秋》“不一致”的事件，并书写得从乏味到有趣。《春秋》只见发生的事，而《左传》说出事件为何、如何发生。如北晋南楚争霸之战，看《左传》才知这件大事的本末。

如果《左传》是伪书，即无真实的先秦史可言。《左传》约成书于春秋晚期，百年后始见流通，为当时主要著作如《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等书所引用，至汉代，为大史家司马迁的认可而广泛引用。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修《春秋》，其传付之左氏，传所以翼经；自司马迁、刘歆、班固，到唐朝的刘知幾与清朝的纪昀，都认为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不过，也有不少学人疑之，如宋代的叶梦得、郑樵与朱熹。

左丘明是鲁国史家，相传他曾伴孔子到鲁国访史，以十八万字增补了孔子的《春秋》。虽说是翼经，但事实上，《左传》并不完全附和《春秋》经义；全书都是史实，并非经义，记录了两百六十九年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史。

南宋朱熹亦视《左传》为史——就其内容来看，无疑是沈博绝丽的叙事文，可称编年之祖。

春秋时代战事频繁，《左传》叙之颇详。叙述战事的精彩，可举公元前632年著名的城濮之战为例：楚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晋军于退避三舍之后，有效袭击敌方薄弱的侧翼，果断击溃楚军，晋公遂能号令诸侯，成为霸主。此前宋楚两国于公元前639年的泓水之战，当楚军开始渡泓水时，宋军目夷说：楚兵多，应趁楚军渡河时，将之歼灭；宋襄公居然说仁义之师，不愿意趁敌军渡河时击之。楚军过了河之后，开始布阵，目夷又建议赶快进攻，而宋襄公却又说：等楚军布好阵地再打。然而等楚军布好阵之后，冲锋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这段叙事留下对敌人仁慈而惨败的罕见实例。

《左传》既是可读的史书，史文亦美，用字遣句甚是精审。依乾嘉名师钱大昕之见，《左传》文章之精，不能易一字。直到清末民初，《左传》仍然是学子习作文章的范本。左氏叙事之美，并非徒逞词藻，而能善用省晦之旨：省者，“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晦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刘知幾举例说：“如叙晋败於邲……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扰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也就是钱大昕所说的“左氏文极精严，一字不可增减”。

刘知幾以及历代学者都非常赞美这本书。他说《左传》有“三长”——传孔子之教，每事皆详，博采广闻；而《谷梁》《公羊》二传反有“五短”。所谓“左氏三长”，更见左文之美，曰：“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刘知幾《疑古》《惑经》两篇，上承王充《论衡》，下开崔述（东壁）《考信录》，意在正事实之误，纠无端之虚美。他又说《左传》有“著将来之法”“博总群书”与“实广见闻”的三大强项，并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二、真伪问题的出现：从唐代到清初常州学派

《左传》真伪的议题出现甚早。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重者为《公羊》与《谷梁》，直到西汉晚期，《左传》才被重新发现，牵涉到经今古文之争。至于《左传》是不是伪书，这个问题最早在唐朝出现，之后不断有个别学者质疑《左传》的作者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但最主要的，是清朝初年常州学派的庄存舆与他的外孙刘逢禄，明白提出《左传》为伪书，刘逢禄并有《左氏春秋考证》一书。逢禄曰：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否，多少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仍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

刘逢禄因经今文的复兴，严词抨击《左传》，断言《左传》与《春秋》无关，所谓《春秋》的经解，乃刘歆的伪造，所以“春秋左传”应改称“左氏春秋”。

至于《左传》的作者，现代学者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经过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此书作者应是春秋时代懂得法家学说与军事战略的儒者，所以吴起很可能是主要的作者；之后又有学者研究，认为左丘明还是最可能的作者。不论作者是谁，最重要的是《左传》是否可信。

在清代也有些学者不同意常州学派的说法。比如陈澧，他就说：“宪章坟典、文献经学、德行名言，皆出于孔子之前，赖有《左传》《国语》述之，至今得以考见，此左氏之功之大也。”所以这是《左传》的大功。

清代的吴闿生也说：韩愈说“左氏浮夸”，但“浮夸未足以尽左氏”。他认为韩昌黎去古已远，传文策书多有增益，或简牍散落，难究本末，所以书中有些不实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汪中也说，“史之于祸福，举其已验者也”——因为《左传》里头也谈到一些比较神怪的祸福问题，他认为不足以瑕掩瑜。

顾炎武曾说：“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至于《左传》书法有不可通处、有不可为例者，大抵是后人的附益，未必是左丘明的原文。举世并无尽信的历史，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全是真相，《左传》诚不能例外，一如顾炎武所说：《左传》可信，但不可尽信。尽管如此，《左传》的内容已相当真实可信，基本上是一部理性的历史著作，且是欲知春秋时代不可或缺的史书。

三、章太炎驳刘逢禄

现在谈谈章太炎如何驳刘逢禄。

章太炎非常重视《左传》，坚信这是一本真实的历史，认为史乃国之魂魄，最不可侮，历史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所以他以护史之心，完成了五十万言的《春秋左传读》。大家看到《章太炎全集》里头最厚重的这一本，就是《春秋左传读》。

《春秋左传读》是章太炎早年研治《春秋》学的代表性著述。图为《春秋左传读》书影，《儒藏》精华编第8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章太炎驳常州学派说：“《春秋》义经而体史，古者经史本非异业，‘称之为史，无害麟笔之尊严’，若谓《春秋》非史，非学者之评议也。”麟笔，就是孔子之笔。所以章太炎不但认为《左传》是本历史书，《春秋》也是本历史书。

刘逢禄说：“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无以与孔子同观鲁史，故疑左氏非《论语》之左丘明。太炎质之曰：“若左丘明果有二人，何以自汉至唐，茫訾不省”？故必先定左氏其人，遂考订丘明本鲁之左史，左氏其官，左氏即左史氏，氏丘名明，继而确定“左氏亲见素王，则七十子之纲纪，《公羊》末师，非其比也”。孔子所言“与左同耻”，则朋友也，非弟子也。“左氏未称为传，何害其为传经乎？若左氏自为一书，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为”？《公羊》既失实，转谓左氏失实可乎？若舍左氏，则无传之可言！太炎直指逢禄“守其蓬心，诬污往哲，欲以卷石蔽遮泰山”。若太炎之言不虚，则“经称仲尼，传称丘明”，可作定论。传以实事著之，就是历史。史若亡，国无从存在。

章太炎又跟刘逢禄辩说：为什么刘歆要伪造《左传》呢？刘逢禄说是因为他要帮助王莽篡位。章太炎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史事实存，安能凭空捏造？刘歆也无可能欺骗刘向，父子两人同时为官府校书。至于为王莽篡位而伪造，刘歆拥护王莽是事实，但他有足够的典籍可以用来为王莽说项，何须花力气别造新书为之？对章太炎来说，刘歆伪造经典之说，全不可信。

所以章太炎一直认为孔子是一良史，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家，因为他重视文献可征；而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像左氏这样把历史记得那么详细。他又认为，左丘明作为古代罕见的史家，不需要故意附丽于孔子；刘歆也不应无辜被指控为篡改、窜乱或伪造《左传》的人。他也驳斥刘氏所谓孔子仅欲传义而无意于史，不同意刘氏所说，到汉代唯董仲舒一人传公羊大义，更不同意因有若干错误，便否定为伪。

章太炎又反对《左传》出于《国语》的说法——刘逢禄说《左传》不是一本真的书，根本就是从《国语》分出来的。但这根本是两本书，不能混为一谈。太炎指出，刘氏漠视许多汉代史书曾引用到《左传》；从《左传》问世后的一百年间，没有任何博士认为《左传》与《国语》是同一本书。太炎问：刘歆如何能伪造这本长期存在的书？

章太炎说：刘逢禄欲将历史的《左传》与神圣的《春秋》加以分割；而在他看来，《左传》是史书，《春秋》也是史书。经比较简略，传比较详，这两个是不可分离的伴侣，经不能独存。太炎所要诠明者，“传虽撰自丘明，而作传之旨，悉本孔子”。孔子以史家编鲁国编年，而非以哲学家从事创作，其目的很单纯：有鉴于内政解纽，外夷交侵，要有可以信赖的历史，保存国性，为后世提供借镜与道德准则。

刘逢禄根本否认出现在曲阜孔府的经古文，认为是伪经。然而作为经古文的《左传》，不仅出自孔壁，而且也见诸私家所藏。据章太炎的研究，一直晚到汉哀帝的时候，才有人怀疑《左传》不是经传；所以章太炎也不认为《左传》未立博士就可以认为是伪书。

四、章太炎驳康有为

到了康有为，又重新提出《左传》伪作之说。可是康有为其实跟刘逢禄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他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加激进。他甚至于认为《左传》不但是伪书，连引用《左传》的《史记》也是伪书。康有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政治目的，在学术上是比较武断的。

康据刘说进而指《左传》全是伪造。刘主要说《左传》未得圣人深意，故非真传，而康更说《国语》原来有五十四章，刘歆窃取三十章，编成《左传》，另篡改其余二十章成为今本《国语》。康力言左丘明所作、司马迁所据的就是《国语》，并无春秋左传，断言“歆欲夺取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康有为有鉴于司马迁颇取材于《左传》，遂指刘歆也篡改了《史记》，甚至意欲篡夺儒教。康有为的过激言论，意在政治，不惜武断学术，一至于此。

康有为的弟子崔适，就肯定康有为的说法，说《新学伪经考》书中每一字都很精确，自汉代以后无人可以比肩。这个当然是过誉了。可是崔适的弟子钱玄同以及以后的所谓“古史辨”这一些人，他们还是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

章太炎感到中国史学的危机，力驳康之武断，指出“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尤恣肆。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康章学术本来犹如冰炭；依章之见，史尤不可诬。《左传》的真伪，事关古史的存亡。

所以章太炎又旁征博引从战国到西汉的文献，印证伪造说是无稽之谈，并确定桓谭所谓：左氏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要想建立《左传》的传承固非易事，然章太炎展现他的博学，居然能够穷尽所有残存的古代文献，列出从战国到西汉传承《左传》学者的编年。合理的学术传承的建立是重要的，因为使刘歆没有作伪的空间。此外，章太炎提出他对《左传》与《国语》两书批判性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国语》成书较晚，反驳了康有为所谓刘歆截取《国语》、窜乱《左传》的说法。

章太炎更进而断定春秋三传的时间框架：他认为《左传》的时序最早，《谷梁传》其次，《公羊传》最晚。他比较三传的文本，发现其中的关系：《左传》记录事实，《谷梁传》阐释事实，《公羊传》加入道德判断。章太炎属于经古文派，虽重左氏，但并不歧视经今文的《谷梁》与《公羊》两传。

章太炎晚年讲学吴中，更说：“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书。”秦朝把书烧了，今日而犹得闻十二诸侯之事者，独赖孔子之修《春秋》耳。他说：假如说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那春秋这一段时间——二百多年的时间——都是漆黑一片，成所谓的洪荒之世而已。

太炎谓《经》《传》之为书，“犹谈、迁之记，彪、固之书，父子戮力，丸揉不分”。仲尼与丘明同为作者，只是《经》《传》一体而异能而已，《经》重义法，《传》重实事。太炎之维护《左传》，其意要使信史不坠。更重要的是，太炎说：“经传相依，年事相系，故为百世史官宗主。苟意不主事，而偏矜褒贬者，《论语》可以著之，安赖《春秋》”？《左传》为《春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事实。

章氏忧虑康之全面否定经古文，将会使整个儒家传统受到质疑。章更忧虑旧史的危机，在其心目中，维护《左传》几乎等同维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刘半农所摄章太炎65岁肖像，附印于“章氏丛书续编”之《新出三体石经考》卷首。

五、以史为重

我要强调的是：章太炎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他就是“以史为重”，把“历史”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左传》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书。

太炎驳伪用力甚勤，要因他最重视历史的重要性；因其重要，故不可轻易视之为伪。章太炎不仅肯定《左传》是历史，而且认为经书也是历史，坚持因史修经、论事作传之旨。孔子也就是史学家。他赞佩清儒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认为是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不过，后章对六经皆史的看法，更超过前章。后章则要将之世俗化，曾说：“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所以视六经为史料的是章太炎，而非章学诚。

他虽已无经学的门户之见，但比较重视经古文，要因“古文是历史，今文是议论，古文家治经，于当时典章制度很明白正确，今文家治经，往往不合古时的典章制度”；又说“古文家将经当历史看，能够以治史的法子来治经，就无纷乱的弊病，经就可以治了”。他更直言：“我们要人看经典，是使人增长历史的知识。”所以他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一年间（1891—1896），写成这部五十万言的巨著，力驳刘逢禄否认《左传》翼经，追本究源，证实《左传》不伪。

太炎认为历史、风俗与语言构成中国文化的特性，维护历史几同保护国家。所以章太炎重视《左传》有更大的关切，即历史攸关国家民族的存亡，若忽视历史，百年以后，“炎黄裔胄，尽可化为异族”。他又说：“盖历史譬一国之账籍……为国民者，岂可一披自国之账籍乎？”更何况“历史非第账籍可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比如弈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他更进一步说，国人不读史，不可能爱国，若不明白自己的历史，如何知其疆域，又安能保护自己的疆域？他将历史比喻是皮，国家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他之见，“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

章太炎如此重视历史，历史的用处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然则历史的可信度至关重要，所以他认为清季的经今文派质疑古文经是伪经，以及民国绝端反传统派兴起的疑古，是绝对有害的。若谓：“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无如今之考史者，异于谯周苏辙。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

太炎以维护中国历史为己任，不容许历史被打破，尤其要维护《左传》这部史书。他认为若无《左传》，先秦时代的历史将是一片漆黑，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左传》，证明这是一部可以信赖的历史书。

支持章太炎说法的有刘师培跟罗倬汉，他们两个非常支持章太炎。刘师培与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最为相切，刘氏更是以《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专论，详细阐述了《左传》流行于西汉，而非刘歆伪作，支持了太炎的观点。民国时期的学者罗倬汉把《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相关的《本纪》与《世家》串联起来，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史记》所述春秋史，只能是根据《左传》，而不可能有其他来源，所见与太炎略同。所以章太炎与刘师培联手，他们都着意维护历史——维护《左传》的真实性，就等于维护历史的真实性，铿锵有力，应可视为一锤定音。章刘两氏对《左传》的见解，影响到下一代的钱穆与黄侃等人。

六、民国疑古之风与高本汉的文法论证

到了民国时代，疑古之风又来了。我觉得民国的疑古之风多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人老是觉得中国的历史不可靠、不可信，比如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就不设中国史博士学位。

时序进入民国，尤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举国全心全意西化，视传统为落后而弃之。影响之下，激扬民国疑古之风，古史几无不可疑，《左传》不免在当疑之列。明儒杨慎曾有言：“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尽于不疑”，而民国疑古者则反是，不疑而疑，拾零碎考古遗物，以攻排古籍，求之极深，验之太密，疑古洪流几乎泛滥成灾！在此世风之下，儒家经典被斥为神话，茫茫远古，几无可信之事。

顾颉刚自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际的启发，到这时而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自此以为上古几无信史。唱和者有钱玄同，玄同虽是太炎弟子，但也是崔适弟子。名家如胡适、傅斯年、张西堂等也都以为《左传》为伪作，认为没有历史价值。他们重弹刘歆窜乱《国语》而成《左传》的老调。

最重要的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是通华文的杰出语言学家，他用文法分析来论证，认为《左传》的文法虽然近乎《国语》，但是不尽相同，而文法绝非作伪者所能，故确定《左传》为真——因为不可能错乱这个文法。所以高本汉有两个结论：一曰《左传》出于秦火之前，断非西汉刘歆伪作——这是非常肯定的结论；二曰《左传》的文法不同于汉，绝非汉人所造。高本汉进而推测，《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68年到300年之间。不过，高氏以《左传》文法有异于孔孟，不属鲁学，左氏或非“鲁君子”？

高本汉以其专业，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左传》不是一本伪书，也支持了章太炎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说服疑古派。如胡适说：高氏论证有欠精严，更以高氏所说《左传》文法近乎《国语》为疑古之“新证”，无视高氏已有结论：《左传》绝非由《国语》窜改而成。至日寇入侵，打断了学术活动，《古史辨》发行到七卷而止，疑古风潮稍歇。近人徐仁甫于1980年代，自称经三十年的研究，旧案重提，谓高本汉之论，根本有误。不过，疑左之论已如强弩之末，难穿鲁缟。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著《左传真伪考》，1927年10月出版

七、《左传》可信，已成定论

我个人觉得，我们很多人把《古史辨》评价得过高。其实不然，疑古之学有其危害性。

李学勤有一本书叫《走出疑古时代》。可是我没有想到，李学勤在2004年要为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作辩解：

大家都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

疑古自古有之，并非新鲜事，问题是不疑而疑，过于夸张，以为泰西有信史，而中国古史无不可疑。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疑古。我不觉得民国时代尤其对《左传》的怀疑是一种进步，反而是一种障碍。

太炎身后，这场辩论即已尘埃落定。钱穆对刘歆与刘向父子深入的研究，很有把握论定刘歆不可能窜乱包括《左传》在内的群经。与钱穆同时代的杨向奎，也有力反驳乃师顾颉刚《左传》抄袭《国语》之说。事实上，但凭无可质疑的事实与一般常识，即知刘歆伪作之说，殊不可信。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左传》可以定为信史，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语言学家杨伯峻——杨树达的侄子——他就断言说：“伪经之说，穿凿附会。”《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两书风格，迥然异趣。胡念贻总结真伪之辨，以刘歆窜乱为无据，可称“任意颠倒”。《左传》文字绝佳，非《国语》之俦，更非刘歆所能编排。更何况《左传》卷帙之巨，孰能伪作？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10月

河南淅川县于1978年发现春秋时期的楚墓中有一青铜鼎，鼎上有王子午的铭文。王子午字子庚，春秋时曾任楚国司马、令尹，其名见于《左传》。铜鼎之上铸王子午的名号，可以证明传世的《左传》合乎史实，出土文物更加印证《左传》绝非刘歆伪作。此外又发现一批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楚国竹简《左传》，这批长短不一的楚简与现有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证实《左传》的成书时代至少在战国时期，真可完全破解了千百年来《左传》的真伪之争，确定这是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王子午鼎

王子午鼎内的铭文

时至今日，现有十八万字的《左传》已经确定不是伪作，不可能再怀疑《左传》是刘歆的伪作！刘逢禄、崔东壁、康有为、顾颉刚、钱玄同，到徐仁甫等人主张《左传》为伪书的努力，已化为乌有。书中虽有些祸福兴亡等不尽可信之语，但整体而言，不失为可以信赖的春秋时代历史。章太炎、刘师培早已证实其书不伪，“疑古时代”已矣，莫再疑《左传》为刘歆之伪作。

总而言之，章太炎研究《左传》，最关切的是历史。《左传》约十八万字，为春秋时代之史，其中论及祸福兴亡，既有信而可证者，固然亦有不尽可信者，但《左传》为先秦古史，真人实事，大都可考。他在意的《左传》是信史，若谓：“既有左氏，具论本事，为之作传，后世乃得闻而知之”——盖无《左传》，先秦史岂得闻乎？换言之，如果没有《左传》，或是伪作，先秦的历史还可得闻吗？泰西“后现代论者”，断言世无信史，识者视为“谋杀历史”（killing of history）；疑《左传》为伪者，不啻欲“谋杀”先秦之史事乎？《左传》的历史价值既已确定，章太炎必然乐见《左传》未被“谋杀”。至于经传关系对他而言，已经无足轻重，因《春秋》与《左传》在他看来都是历史，然则，《春秋左传》或可正名为《左氏春秋》矣。

汪荣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