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力量：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

2026年10月12日，“制度的力量：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30余位企业史学者，围绕近现代中国企业制度及其演变进行研讨。

与会者合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研究员和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学军研究员分别致辞。

沈开艳研究员在致辞中回顾了七十年来深深根植于经济所的学术传统之中的企业史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企业史资料中心的四千余卷册企业原始档案，享誉海内外，二是经济所的前辈出版了大量的企业史著作，其中多数已经成为学术史上的关键参考书。近年来，经济研究所的企业史研究以张忠民研究员领衔的五卷六册《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与演变》为引领，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和潜力的学术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沈开艳致辞

赵学军研究员在致辞中肯定了经济研究所在经济史、特别是企业研究领域的成果与贡献。他认为企业是基本的经济单元，企业链接了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技术、信息等因素，制度是企业长期繁荣的基础，合适的制度能够促进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制度在中美企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会议以“制度的力量”为主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赵学军致辞

在上午的会议主旨报告中，七位学者围绕近现代企业制度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以“从国有企业的性质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为题，从“基因”视角分析国有企业兼具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双重属性。他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公共性责任，影响了经济效率；市场化改革后走向分类改革，试图实现公共性与企业性的有效协调。他阐发了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融入和加强党的领导，以回归企业性作为改革出发点的观点：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应建立政府、社会和企业三元协调合作机制，寻找“公共性”和“企业性”合理相容的模式。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廖大伟教授以“近代上海纺织史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大数据趋势”为题，介绍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近代纺织史档案的总体情况，范围涵盖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申新纺织公司、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纺织印染各同业公会等70个全宗、3.6万余件档案。他指出，近代上海纺织业占全国“半壁江山”，庞大的资料体量应妥善借助大数据技术平台向社会开放，构建涵盖档案清点、修复、扫描、OCR识别、数据挂接的完整数据化流程，发挥珍贵档案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燕红忠教授以“私人信用、民间金融与近代民营企业的发展”为题，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私人信用对近代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他以族谱密度作为私人信用代理变量，利用1911-1936年258个府的新式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实证考察。他发现，私人信用通过无限责任企业吸收社会储蓄、扩大钱庄信用放款两条渠道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正式金融薄弱的非开埠地区作用尤为显著；而随着新式银行的发展，私人信用的作用被显著削弱，表明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存在替代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袁为鹏教授以“走进中国：卜内门洋碱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及其本土化”为题，分享了他与赵雨萌博士研究生对英国化工企业卜内门洋碱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及其本土化的研究。他指出，在欧美贸易壁垒升高、美洲市场拓展受阻的背景下，卜内门战略东移进入中国，先后经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最终形成“科层制+代理网络”协同模式。卜内门始终保持正式管理制度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与其他外资企业的单向演变路径明显不同，其经验为当代中国企业跨境经营的本土化适配提供了历史镜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宋佩玉教授以“从路权到债权：汇丰银行与晚清铁路利权争夺（1895-1912）”为题，讨论了汇丰银行参与的晚清铁路利权争夺。她指出，甲午战后列强以铁路借款为纽带展开了十余年的路权争夺；汇丰以中英公司、华中铁路公司为前台承揽铁路让予权，自身退居后台掌控资金与债券发行，形成前台与后台相互支持的双重结构。铁路借款合同嵌入的八项权益将路权落实为外资对铁路运营的控制。汇丰银行的案例表明，外资银行既是近代化的资金中介，也是半殖民地金融结构的产物与维系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秀莉研究员以“风险防控与业务拓展：中国近代银行仓库研究”为题，系统梳理了中国近代银行仓库的兴起与沿革。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倒闭案”暴露出第三方保管抵押品的巨大风险，推动银行自营仓库业务迅速推广；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先后设立仓库部，截至1936年底，仅交通银行旗下仓库即达211家。她认为，银行仓库不仅有效保障了放款安全性，而且拓展了仓储、保险、物流等业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业银行和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以“从企业史到企业制度史：对象、理论和方法”为题，对数十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进行了全景式的概括和展望。他回顾了经济研究所团队几十年来从企业史研究向企业制度史领域拓展的学术基础与逻辑，指出企业制度史的研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外，还借鉴了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分配和剩余分配的基本原理。他指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制度与人的关系、企业制度与公司制度和工厂制度的分合研究等等。

学者演讲

下午近代分会场进行了六场主题报告，聚焦于近代中国企业的制度演进和经营活动的研究。前三场关注抗战前近代中国在华外商企业及华资企业，后三场关注抗战时期及战后的企业。

上海中医药大学何兰萍教授的演讲题目为“试论近代上海外商工业的制度创新”，探讨了近代上海外商工业制度创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上海外商工业的制度创新进行论述，一是以公司制度和工厂制度为核心的企业制度创新；二是以工程师和科学管理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变革；三是从买办制到经销制的营销制度变革。正是得益于制度创新，近代上海外商工业才能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在上海乃至中国工业中占据优势地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琳副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新殖民主义视角下美国花旗银行在华早期金融扩张（1902-1915）”，详细梳理了花旗银行早期在华活动历史的史料状况，并从经济金融外交的角度，讨论了美国花旗银行两个机构在华开展金融活动的历史，包括经理庚子赔款、发行纸币、参与对华国际银行团等业务，认为花旗银行的在华早期金融扩张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花旗银行利用其在华特权造成对中国金融利益与主权的严重损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恒宇博士研究生和徐昂助理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风险治理视角下的近代华资银行公债经营研究（1912-1937）”，在近代金融业风险环境与公债资产特性的基础上，从微观经营角度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银行将公债经营作为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使用，以跨期套作积累公债作为避险储备，而在危机时相机变现缓解冲击。在高风险环境中，近代华资银行通过公债的动态配置，有效降低了自身流动性风险，增强对挤兑、提存等金融风潮危机的防范化解能力。

上海大学吴静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技术史视角下的刘鸿生及其大后方火柴业的发展（1938-1945）”，从技术史视角考察刘鸿生与大后方火柴业的发展扩张关系。通过对火柴原料技术的突破与掌握，刘鸿生在大后方不仅完成火柴原料的进口替代，而且利用火柴原料获得技术垄断，进而因行政职务获得制度支持和市场垄断，不仅促进了近代安全火柴在大后方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建立了其在大后方的整个火柴业产业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方书生研究员和何孙标博士研究生的演讲题目为“二战后国有重工业大企业的U型职能制（1946-1948）”，认为在二战后中国的国有大企业中普遍采用U型职能制，违背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自然演化规律，成为企业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二战后国有重工业公司化是一项急速推进的政治经济任务，目标是建立完全的垄断型大公司，缺乏精细的制度建设准备，采用U型职能制具有历史惯性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何孙标博士研究生的演讲题目为“钢铁业的异变：重分配、轻积累——来自上海钢铁公司的实例（1946-1947）”，以上海钢铁公司档案及接管后的清核材料为中心，发现这家国家主导控制的企业出现重分配、轻积累的现象，不走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之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官股无产业之志，商股重当期往还，经理人既担任公司职务又自营厂号，无一方以扩产为务；另一方面，股本只充流动资金，利润在当年全额分配完毕，并无剩余转作企业资本的积累。

近代分会场

下午当代分会场进行了六场主题报告，聚焦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制度演进和经营活动的研究。前三场关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企业的经营与组织活动，后三场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企业制度形成与内在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赵晋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销路即生路：1950年代初期北京私营火柴业的命运转捩》，在对北京私营火柴业社会主义改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划变动、运动冲击、信息壁垒、国营力量的市场空间挤压与资金短缺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削弱了私营企业的定价与议价能力，私营企业进入国家市场并非私营企业的主动选择，而是定价权与渠道逐层让步的被动结果。

同济大学陈弢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构建社会主义能源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东德的合成燃料合作》，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东德的合成燃料合作的研究，认为1949年前后形成的具有强连续性的工业经验与知识人才网络以及处于东西方分界线中央的东德凭借地理位置与工业遗产成为五十年代新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在政治与经济双重逻辑运作下新中国建立了开放、突破双边的跨国经济技术合作网络，对“社会主义经济封闭”的传统论断提出修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家涛助理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体制变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邮政治理结构演进（1949-1961）》，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邮政系统组织体制变革的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邮政通过持续的组织体制变革，初步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层次较为合理、机构权限较为清晰的企业治理结构，为上海邮政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治理基础，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启了对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副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制度的构建过程与动力机制分析：以上海支援洛阳为案例》，从宏观的事件发展过程，中观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博弈，微观的企业和个体之间互动三个层面展开“上海支援洛阳”研究，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进程中城市互动如何从制度形成与日常运作的交叉地带，理解内迁企业、地方政府与职工群体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与策略，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反过来形塑制度构建的实际面貌。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莫兰琼助理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战略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张力：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再辨析》，在战略逻辑与经济逻辑张力的分析视角之上，认为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与内在局限具有同源性，对其评价不宜局限于“成功—失败”或“得失”的总量判断，而应区分决策合理性与实施有效性、战略性公共收益与企业经营收益、必要的安全成本与可避免的制度性损耗，也应考察国家、区域、企业等不同主体在成本与收益上的差异。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碧舟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20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比学赶帮”制度的形成与作用》，认为20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吸收了劳动竞赛、“先进生产者”运动、“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等运动的共性优点。为了使“比学赶帮”运动顺利推进，上海各工业企业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比学赶帮”制度，为“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证。源于“比学赶帮”运动形成的“比学赶帮”相关制度的推行使上海工业企业产值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了显著增长，推动了工业企业的发展进步。该研究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制度的变革过程。

会议现场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方书生研究员主持了圆桌讨论，各位学者对企业史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与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肯定了中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与方向，强调研究需要时间投入，假以时日当能做出更好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系统阐述了AI时代对企业史研究的挑战，并从理论底色、立场问题及问题意识的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肯定个案研究和具体企业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虽然技术日益重要，但社会科学最根本的还是回到人的问题、人的社会思考。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回顾全国经济史研究各团队的工作，期待未来一起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副研究员提出企业史研究需具备两个意识：一是“讲普通话”，应让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人听得懂、感兴趣，二是“说外语”，关注并推进更多的国际学术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秀莉研究员以张忠民研究员关于“企业制度的从生成到终结”研究为例，提出研究应跨越1949年这一分期，进行整体史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何兰萍教授认为企业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对思政课教学诠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有关战后国有企业变革、三线建设等内容很有说服力。

“制度的力量：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紧凑，讨论热烈，围绕中国近现代企业史上的“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迸发了很多思想和智慧的火花，必将推动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