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DSA主席：民主党若不明白“站哪边”，我们就站出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梅根·罗默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取得重大胜利，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在得克萨斯、堪萨斯、南卡罗来纳等传统共和党强势州，民主党也实现了重要突破。

高昂的生活成本、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以及美国对外战争引发的争议，成为影响这场选举的重要因素。随着民主党重新掌握国会，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余两年的政治环境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这场选举的另一项变化同样值得关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加速进入主流政治舞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支持的五名新候选人成功当选联邦众议员，分别来自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科罗拉多州。再加上成功连任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DSA在众议院的力量已从此前的两人扩大到至少七人。

从伯尼·桑德斯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到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再到此次中期选举中多名民主社会主义者进入国会，这股长期受到美国反共政治文化压制的力量，正在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不过，DSA的此次选举突破是否意味着美国政治正在发生更深层的转变？当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控制权，DSA又将在两党政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观察者网对话DSA全国联合主席梅根·罗默

当地时间11月3日晚，观察者网与DSA全国联合主席梅根·罗默（Megan Romer）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罗默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从事音乐节管理和自由撰稿工作，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逐渐投身社会主义政治运动。

在此次对话中，她谈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困境、传统两党政治的局限、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以及马姆达尼执政后面临的现实矛盾。她认为，美国民众的不满不仅针对特朗普个人，也指向美国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

【对话/观察者网郑乐欢】

“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生活越来越贵，钱却被花在战争上”

观察者网：首先想谈谈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美国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表现、生活成本以及国家发展方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您如何看待这次选举？

梅根·罗默：我认为，美国人已经非常厌倦现在的生活状况了。他们感到疲惫和愤怒，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越来越贵，但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医疗保险越来越贵，食品越来越贵，住房越来越贵，托儿服务也越来越贵。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生活负担却一直在加重。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为毫无必要的海外战争花费数十亿美元。比如针对伊朗的战争，我甚至觉得这就像特朗普一时兴起的主意。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看到自己的税款被用于海外的破坏和战争，而国内的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却在不断老化。很多人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才能保证一家人每天有饭吃。

我希望这次选举能够真正让民主党清醒过来。民主党本来应该为工人阶级而战，但他们太多时候却是在为自己的金主服务。

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选举主要依靠私人捐款、企业资金等支持，而这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也影响了这个国家究竟为谁服务。我觉得选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他们不想再看到企业决定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至于美国的两大政党是否能够真正听到这种声音，并作出积极回应，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观察者网：你刚才提到民主党没有真正回应工人阶级的需求。那么，你认为今天的民主党真的理解美国工薪阶层想要什么吗？

梅根·罗默：我觉得他们很难真正理解。

当然，民主党内部确实有一些不错的人，他们会和普通民众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但我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

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用来形容今天的民主党。你不能一方面说要为美国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为美国大企业服务，因为两者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你不可能同时让他们都满意。

民主党必须弄清楚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就准备站出来，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要为劳动人民而战。

观察者网：根据一些早期选民调查，大约六成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约四分之三的选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这些数字相当惊人。你认为，美国人主要是在反对特朗普本人，还是他们对美国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产生了不满？

梅根·罗默：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两方面都有。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我想到他的未来时，就会意识到，他想要获得我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比我们困难得多。

我的父母并不富裕。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相当困难，但他们至少还能够买得起一套房子。可今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足够好的信用记录，而且很多人因为高昂的教育费用背负着大量债务。对于他们而言，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这一代人现在看着自己的孩子，都会问：他们将来怎么办？他们怎么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要赚多少钱，才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如何成为亿万富翁。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有一套安全稳定的住房，能不能买得起一辆上班需要的汽车，能不能每天吃得起饭，能不能拥有医疗保险。

美国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所以汽车对人们来说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没有汽车，你可能根本无法去上班。

我认为，这种挫败感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要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对吧？他谈论鸡蛋价格、住房价格，承诺结束海外战争，把钱留在国内，用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很多人相信了这些承诺，因为他们的生活确实很艰难。他们可能觉得，好吧，那就让这个人试试看。但结果是什么？他发动了战争，物价没有降下来。针对伊朗的战争还推高了汽油价格，而美国人又高度依赖汽车。如果连加满一箱油都负担不起，一个人要怎么去上班？难道每天步行十英里去工作，再走十英里回来吗？事实上，确实有人不得不每天花几个小时步行上下班。

美国号称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竟然还有人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非常荒谬。所以，人们当然对特朗普本人感到愤怒，因为他欺骗了他们。他在自己的优先事项上撒了谎，在如何改善普通人生活的问题上也撒了谎。

观察者网：你谈到了美国人面临的经济压力。那么，你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中，有哪一个真正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吗？

梅根·罗默：我认为没有。事实上，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答案非常相似，只是愿意采取的措施和干预程度不同。共和党非常相信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监管越少，市场就会运转得越好。但我们知道，这只会让富人变得更富有，对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帮助。

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增长，这就是它的运作逻辑。企业股东需要赚更多的钱，而这些利润总得从某个地方来。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来自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结果就是，企业不断增长、利润不断增加，但工人的收入没有增长，福利却可能被削减。与此同时，医疗保险、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还在上涨。有时候一打鸡蛋就要卖到8美元，这对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民主党的办法则是说，好吧，我们在这里增加一点监管，在那里再增加一点监管。但这些监管往往远远不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资本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自由市场，只不过希望对这个制度作一些小修小补，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尖锐。

而我们的主张不同。我们相信一种由劳动者掌握控制权的经济制度。我们认为，对于那些生产和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劳动者和公众应该拥有控制权。比如发电设施、食品分配体系、医疗保健等，这些都是人们维持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们支持这些关键领域的公共所有制，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但民主党并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相信的仍然是一种受到更多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曾经觉得，在美国自称社会主义者简直荒谬”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想聊聊DSA本身。对于身处地球另一端的我们来说，观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首先很好奇的是，你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你最初是怎么接触DSA的？

梅根·罗默：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我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小时候，我的母亲是一名护理员，主要负责照顾病人，帮助他们清洁身体、翻身，以及完成一些基础的床边护理工作。我的父亲是一名急救员，在救护车上工作。

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钱，住在一间活动房屋里。我的整个大家庭基本上都是蓝领工人，大部分叔叔阿姨都在工厂工作。那些工作收入不算高，不过当时的工厂还有工会。那时候美国还有很多工厂，而且不少工厂是有工会的，这意味着我父母那一代的很多工人退休后能够拿到养老金。遗憾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往往已经没有这种保障了。

因为家里没钱，我负担不起大学教育。后来我进入了音乐行业，主要负责管理和组织音乐节。这其实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说来也奇怪，它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还挺相似的，因为都需要协调很多人，处理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

资料图：一名美国消费者在超市选购食品。食品价格上涨及家庭生活成本负担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

2010年，我的儿子出生了。那之后，我开始逐渐退出音乐行业，因为那份工作的时间安排实在太不规律。我很难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做以前的工作。

所以，我开始主要从事自由撰稿，在家工作。这也帮我节省了不少钱，因为如果要把儿子送去托儿所，托儿费用对我来说会是很大的负担。

然后到了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输掉了总统选举。当时我非常震惊，也非常困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输，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投票给她。

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政治关注者，大体上支持民主党内部偏左的立场。我曾经投票支持奥巴马，还为他的竞选活动做过电话动员，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政治活动。

希拉里输掉选举以后，我开始想，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显然，民主党出了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加入这个党，尝试从内部改变它？但后来我发现，美国的政党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政党。你很难以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加入它们。它们更像是由各州选举制度所塑造的政治标签和选票渠道。

我尝试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团体，但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和沮丧。直到后来，一位音乐圈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DSA的会议。我说，“好吧，我可以去看看，但我先告诉你，我觉得在美国自称社会主义者简直太荒谬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们的”。不过，最后我还是去了。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那些人似乎真的在做一些事情。他们认真思考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接触普通人，怎样开展人们真正关心的政治运动。

这让我非常着迷。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开玩笑地说我可不会称呼别人为“同志”。

后来，我在DSA参与了好几年的组织工作，才逐渐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当地的DSA分会每次开会时，都会安排一个简短的政治教育环节。有一次，一位同志做了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介绍。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基础：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样的人算工人？

在美国，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往往非常狭隘，而且带有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我们一提到工人阶级，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戴着安全帽、开着卡车的人，或者拿着铲子干活的人，或者操作挖掘机、从事建筑工作的人。

但那位同志解释说，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关键不是他从事什么具体职业，而是权力关系，是他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就像脑海里有一盏灯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哦，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概念如此重要，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谈论这些事情。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断经历这样的时刻，逐渐理解了这些思想，也最终成为一名非常自豪的社会主义者。我还成功把不少人一起带进了这场运动，并逐渐参与全国层面的领导工作，直到今天。

所以，这并不是说我第一次参加DSA会议，就立刻被社会主义吸引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我也非常相信，其他人同样能够逐渐理解这些思想。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说服，但这完全没有问题。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很强的反共意识形态。但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社会主义吸引。你认为，今天的美国人是否比过去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了？

梅根·罗默：美国政府和企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投入大量资源，持续宣传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

冷战时期尤其如此。美国针对苏联，也针对中国、越南等国家，长期塑造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形象，告诉民众，共产主义一旦到来，就会夺走所有人的企业和财产。

美国的“红色恐慌”确实非常有影响力。它不仅让人们害怕社会主义者，也让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参与针对黑豹党等激进政治组织的打压，有些黑豹党成员甚至在相关执法行动中被杀害。这意味着，成为社会主义者在某些历史时期确实可能伴随着现实危险。

不过，时代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里根可能是美国最坚定的反共总统之一，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严重贫困、基础设施衰败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里根时代推行的经济政策有关。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制度，可我们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了这么多年，生活为什么还是变成了现在这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形成这样的反思。

也许过去被说给我们听的事情，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都是社会主义造成的。此外，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功当选公职，也帮助改变了美国公众的看法。人们看到，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做那些过去反共宣传中描绘的可怕事情。

他们做的是推动一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的政策。这让普通民众逐渐意识到：哦！原来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提出的政策其实还挺正常的。

当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需要不断说服。

就在上周，我看到一项民意调查，大约5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投票支持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坦率地说，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可能都不会相信。

我认为伯尼·桑德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长期以来都非常公开、自豪地称自己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当他参加总统竞选时，他会不断告诉人们：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想让你们拥有医疗保障。

人们听到以后会想：医疗保障？这听起来很棒啊，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医疗保障。

当他们真正接触他的政策主张时，会发现这些主张其实并不疯狂，反而非常符合常识。让人们得到医疗保障，这不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吗？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危机，这不是很合理吗？结束无休止的战争，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本身也为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兴起创造了条件。

我本来想说，资本主义正在给自己挖坟墓，但我不想这么说，因为资本主义总能一次又一次地起死回生。不过，它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环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进入美国的政治舞台。

观察者网：作为DSA的全国联合主席，你怎样看待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取得的成果？你认为DSA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梅根·罗默：我们仍然需要对抗大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共宣传。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向公众解释，我们不是危险人物，我们不仇恨美国人，也不仇恨美国。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一切都被摧毁。

我们想要建立的是强大、健康的社会制度，让普通人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参与建设这样的制度。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普通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2025年8月，美国芝加哥，梅根·罗默（左二）与DSA其他领导成员、美国国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等人在该组织全国大会期间合影。DSA官网

美国人长期以来被灌输一种观念：政府是一个与你分离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断被告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

但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民主意味着人民能够决定国家和社会如何运作。如果人民无法参与决策，又怎么能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呢？

我们希望告诉普通人，你也可以参与政治，你并不比那些政治人物差。我可以向你保证，任何一位参议员都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即使是伯尼·桑德斯也一样。只要经过一定训练，获得必要的技能、资源和支持，普通人同样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当然，你完全没有必要非得成为参议员。你也可以只是一个在自己社区里开展组织工作的普通人，这同样很重要。问题在于，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认为政治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以前从事音乐行业时的一段经历。我过去主要接触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有意思的是，很多传统音乐家同时也是农民、卡车司机或者护士。他们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晚上才去演奏音乐。因为民间音乐本来就是普通人的音乐。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说：音乐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专业音乐家。

我觉得政治也是一样。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职业政客。况且，那些职业政客做得也未必有多好。我们普通人同样可以参与政治，也应该参与政治。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拥有的力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正在走向独立，但两党制度不希望第三种力量出现

观察者网：这次中期选举中，DSA支持的多名候选人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在纽约、科罗拉多和密歇根等地，您最关注的是哪些选举？您认为，这些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进入国会，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梅根·罗默：这次选举之前，我们在国会众议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一位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也就是大家熟悉的AOC；另一位是拉希达·特莱布，她是美国国会中唯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女性众议员。

她们是非常有力量的两位政治人物，但毕竟只有两个人，而美国众议院总共有435个席位。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一数字扩大到七八人，相对于整个众议院而言，依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派。

即使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他们在国会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不可能马上实现所有政策目标。

但我相信，他们能够向公众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真正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战的人。他们会为普通人需要的东西而战，反对大企业主导政治，反对过度的军事开支。

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下一次又增加更多成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可能真正发展成为一股能够参与主导治理的力量。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另外，2028年还有总统选举。现在已经有不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参加总统竞选的讨论。我们还要看看大家最终想怎么做。美国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之一，它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同时也是一份非常可怕的工作。所以，说服一个人去竞选总统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在2028年的总统竞选中看到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许他能够获胜，那当然会非常令人兴奋。也许他不能获胜，但即使如此，参加总统竞选本身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就让大量原本不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思想。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竞选。

所以，如果未来又有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总统竞选，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这场运动，让他们了解这些其实非常合理、非常符合常识的政治主张。

观察者网：虽然DSA目前在国会的力量还比较小，但你们是否有一个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比如说，未来有一天真正建立一个独立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政党？

梅根·罗默：是的，我认为我们正在朝着政党独立的方向前进。

不过，美国的政党制度在法律上非常特殊，而且各个州的规定还不一样。现有的两大政党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让其他人很难创建新的政党，更难通过新的政党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所以，政治独立是我们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

我们现在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时，我们也在建立独立的组织结构，确保自己不需要依赖那些传统的政治捐赠者和资金来源。

因此，我们目前和民主党的关系有些复杂。一方面，我们是独立于民主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很多选举和执政联盟中，我们又暂时需要和民主党合作。当然，民主党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踢出去，因为我们完全是在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参与政治。

观察者网：对于普通美国选民而言，你认为大部分人能够清楚地区分DSA与民主党吗？他们知道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梅根·罗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民主党内部的人知道区别在哪里，民主社会主义者当然也知道，我们彼此都很清楚谁是谁。

但是共和党一直试图把我们混为一谈。他们把所有人都叫作“社会主义者”。这种事情在我的一生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他们曾经把比尔·克林顿叫作“社会主义者”，也把希拉里·克林顿叫作“社会主义者”。可这些人显然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在共和党的政治话语中，“社会主义者”这个词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标签。只要有人支持哪怕一点点有利于工人而不是企业的政策，他就会被称为“社会主义者”。

但我觉得，这种做法现在反过来伤害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把这个词用得太宽泛了，以至于人们开始不那么害怕它。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要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或者更好的工资，就被叫作“社会主义者”，那么越来越多人可能就会想：好吧，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正在开始区分民主党与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但我们自己也必须继续努力，让人们真正理解，我们所提出的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政治主张，而且这些主张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稳定。

“马姆达尼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者能够执政，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

观察者网：去年马姆达尼赢得纽约市长选举，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关注。如今他已经执政了几个月，你如何评价他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从竞选走向真正管理一座城市，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人物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梅根·罗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对我们的同志、马姆达尼市长，当然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有一些批评。

首先，我认为他做了不少值得肯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可能没有得到媒体太多关注，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们向人们展示了民主实际上可以是什么样子。

比如，他举办了一些市民会议，让普通人能够直接来谈论自己遇到的问题。你可能正受到房东的困扰，可能找不到新公寓，也可能面临其他住房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你能向谁讲这些事情呢？你可能会抱怨，但谁会真正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他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公开表达自己的困难。然后，大家可以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应该由谁解决？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解决问题需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民主实践。

另外，我也很看好他在儿童照护领域所做的工作。我自己是一位母亲，所以这个问题对我特别重要。我和其他妈妈朋友经常谈论的事情之一，就是托儿服务到底有多贵。

不过，我也有一些批评意见。比如，我希望他能够撤换纽约市警察局长。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DSA已经发表过相关声明，要求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这样做。这也恰恰反映出民主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以后面临的一种现实矛盾。

当一名政治人物在立法机构任职时，比如担任众议员，他只是整个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你可以发表演讲，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提出一些你明知道不会通过的法案，让其他议员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人物，可以更多地发挥政治动员和抗争的作用。

但如果你成为一名市长、州长或者总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必须真正管理政府。作为市长，你要负责垃圾清运、警察、消防部门、学校，以及维持一座城市运转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这就会产生一些矛盾。比如，我们主张废除现有的警务和监禁体系，但现在你成为了警察部门的负责人。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怎么做？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重要任务。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们正在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如何治理。

但有一点我认为已经非常清楚：马姆达尼不仅是一位有政治才能的人，也是一位能够管理城市的政治人物。之前很多共和党人都说，他一旦当上市长，纽约就会陷入混乱，城市会出问题，一切都会崩溃。

但这根本没有发生。纽约仍然运行得很好，各项事务继续推进，新的政策不断出台，很多市民也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他的支持率相当高。这至少向公众证明了一件事情：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是一群怀抱奇怪乌托邦幻想的人，我们同样有能力治理城市。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1日，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布朗克斯区福特汉姆大学出席住房问题听证会，听取租户对房屋条件及房东管理问题的意见。美媒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马姆达尼和AOC这样的政治人物，一旦真正当选，就会变得越来越务实，甚至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作出妥协。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人物应该如何把握现实妥协与政治理想之间的界限？

梅根·罗默：这是我们内部一个非常大的争论。我们必须思考，怎样让整个政治运动继续对这些当选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同时又要理解，他们在政府和议会中也面临着来自同事的压力。毕竟，他们每天都需要和那些人一起工作。如果你希望推动一些具体政策，就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所有同事都完全无法合作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这种平衡。但说实话，我们仍然在学习。我们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比喻：我们是在一边飞行，一边建造飞机。我们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

至于内部争论，有时候确实会非常激烈。不过，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主义传统中非常美好的一部分。我们喜欢辩论，喜欢把各种问题拿出来仔细讨论、分析。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基本上就是投票。你参加一次选举，投一张票，这就是民主了。有时候连初选都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你只能决定投给他还是不投给他。

但我们内部会围绕非常具体的政策展开激烈讨论。我们会讨论如何施加压力，如何运用不同的政治工具，如何利用各种机会推动目标。这种讨论让我觉得，我们的组织是非常有活力的。

当然，对于还没有加入这场运动的人来说，这可能会显得有些吓人。美国文化中有一种传统，就是人们倾向于避免公开争吵。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但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其实经常被教育不要谈论政治和宗教。

比如，在所谓有礼貌的社交场合，你不应该在餐桌上讨论宗教或政治，因为那可能引起争执。但我们希望学会另一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够在家庭餐桌上谈论政治，也希望能够在组织内部坦率地讨论分歧。

我们需要习惯一种不针对个人的政治辩论。我反对你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讨厌你这个人。只是因为我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我们需要讨论。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学习和练习的能力。

如果你观察共和党和主流民主党之间的争吵，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好的榜样。他们一旦发生争执，就像恨不得把对方撕碎一样。而我们认为，让政治争论不再变成人身攻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还需要不断练习这一点。

“不能只靠反对特朗普，我们要建立一种持久的力量”

观察者网：也有人认为，DSA现在越来越受欢迎，只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对特朗普感到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开始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您认为这种判断公平吗？特别是对于年轻选民，DSA应该如何把眼前的不满转化成长期的政治支持？

梅根·罗默：我认为，现在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和兴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也非常清楚，美国选民的态度有时候变化得很快。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政治运动兴起，然后又逐渐消失。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真正持久的政治力量。我们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确保DSA不仅仅是一个参与选举的组织。

我们不是只在选举的时候支持几个候选人，然后等到下一次选举再出现。我们还在参与劳工运动，参与住房公平运动，帮助租户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工会。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分会还在组织反对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的行动。

这些数据中心正在美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地区兴建，我们也在推动电力、水、燃气等公共事业实行公共所有制。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是能够围绕具体议题展开斗争的社会运动，同时把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组织起来。

这些组织必须能够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行动方向。也许这周，我们会在纠察线上和工人站在一起。到了下周，我们可能又要去参加市议会的公开会议，针对某项政策发表意见。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又要参与住房保障或者公共事业所有制改革的运动。

我们必须能够在不同的斗争中不断转换，同时保持自身的组织能力。所以，我们既需要非常强大，也需要非常灵活。我觉得这有点像柳树。它必须有自己的根基，但又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弯曲，不会轻易折断。

当然，怎样真正建立这样的组织，我们还在探索。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在一边飞行，一边建造飞机。我们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这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也不是从零开始发明一切。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动人民都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治组织、政党和社会运动。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借鉴他们的教训，再把这些经验应用到美国的现实环境中。美国可能不是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最容易的地方。但我们正在努力尝试。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把目光放到2028年。您认为未来两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将如何发展？您真的相信它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吗？

梅根·罗默：我相信。而且，我必须相信。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可能很难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因为这确实是一份非常困难的工作。

但是，我坚信我的邻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的家人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自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的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和他一起上学的那些孩子，同样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制度，是一个不断破坏、不断攫取的制度。它让极少数人不断积累权力和财富，而普通人却要承担越来越沉重的代价。

我不认为我们必须这样生活。美国自己的历史中，也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工人阶级组织和集体行动传统。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有许多能够为我们提供力量、灵感和经验的劳动者运动。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机会改变美国政治。

当然，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内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我相信，我们至少可以为一种持久的政治力量奠定基础。这种力量能够真正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不是一点点改善，是带来一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些改变能够变得足够稳固，让资本主义势力很难轻易把它们推翻。

我们也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它非常擅长适应新的环境，也非常擅长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护自身。但我仍然相信，我们至少能够改变美国政治正在走向的方向。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轨迹，至于下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走多远，那就要看他们了。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海平面仍然在上升，气候危机仍然在恶化。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因此，争取社会主义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让整个世界不断燃烧的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