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疫情、登革热与超强厄尔尼诺：卫生应急如何迎接多重考验？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应急司司长Gina Samaan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应急司司长吉娜·萨曼（Gina Samaan）而言，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在同时面对三件事情：一场因跨境游客流动而牵动太平洋偏远岛屿应急准备的邮轮疫情，一场正在被超强厄尔尼诺放大的登革热疫情，以及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气候未来。

多重考验之下，卫生应急如何准备？萨曼的回答简单而务实：更强的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区参与，以及——“应急准备不能只属于卫生部门”。

眼下，在太平洋的一边，超强厄尔尼诺正在让一些地方的河流干涸，而在大洋的另一些地方，破纪录的降雨在为蚊虫创造温床。登革热、基孔肯雅热、日本脑炎在多地出现。萨曼直言：“我们还没有为一种新的蚊媒病毒做好准备。”

10月31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本届论坛以“合作与韧性：智能时代的全球信息公共品”为主题，汇聚来自国际组织、学术界、媒体及产业界的近200位代表。

面对跨境传染病、气候变化与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吉娜·萨曼在采访中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对风险的认识转化为行动，以及如何让卫生部门之外的力量持续参与准备。

前不久，《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警告，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危害正在加速。研究人员呼吁应将其宣布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推动协调更长期的应对行动。

谈及厄尔尼诺相关风险时，萨曼介绍，世卫组织已在内部将其定为三级紧急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系统拨动开关，以便采取行动。”

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行BRIDGE工具联合发布与合作启动仪式

汉坦病毒疫情，从阿根廷到皮特凯恩岛

2026年初，一艘名为“洪迪厄斯”号的邮轮在南美洲航行。船上载有来自多个国家的旅客，一切看似寻常，直到汉坦病毒悄然在船上传播。

疫情最早引起关注，源于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相继发病。他们登船前曾游历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随后踏上邮轮旅程。5月6日，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两人在登船前的陆地活动轨迹，为追查感染来源提供了线索。但世卫组织在疫情通报中明确指出，首例患者可能是在登船前通过陆地暴露感染，具体源头仍在调查之中。也就是说，邮轮本身未必是疫情的起点，却成了病毒跨国传播的载体。

萨曼回忆，虽然西太平洋区域最终没有出现确诊病例，但区域内有居民曾登上这艘邮轮，随后各自返回不同的目的地。这意味着，各地仍需做好隔离观察、实验室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准备。

其中一名旅客辗转多地后，最终抵达了皮特凯恩岛。这个南太平洋上的英国海外领土，长约3.2公里，宽约1.6公里，人口仅约50人，是世界上最小、最偏远的社区之一。岛上医疗资源极其有限，旅客通常与当地居民同住，而居民中又有不少老年人。一名具有潜在暴露史的旅客到来，就足以让整个小岛面临保护居民健康的现实考验。

“地理上的偏远并不意味着能够与全球卫生风险隔绝，”萨曼强调。一个起初发生在南美洲的疾病事件，最终通过人员流动，将问题甩到了数千公里外的太平洋小岛。在她看来，这类事件不能被视为偶然插曲。随着邮轮旅游和远途旅行的发展，卫生部门必须与旅游业、海关、移民管理部门、港口乃至船舶设计和建造行业合作，把安全要求嵌入日常运营。

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八百万人在干旱中等待援助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指出，本轮厄尔尼诺已经形成，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强，并可能在今年底达到非常强的强度，持续至2027年初。

在这场超强厄尔尼诺的笼罩下，西太平洋地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承受干旱的沉重打击。据《卫报》报道，受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该国多达800万人正遭受极端干旱，由此引发了食物和水的短缺、电力短缺、学校停课以及诊所关闭等一系列连锁问题。

萨曼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描述了水资源短缺如何一层层渗入社区和医疗服务。当河流干涸、传统水源消失，社区需要开挖深井，同时确保水质安全。附近的医疗机构则必须提前考虑：是运输供水，还是寻找替代水源？缺水到什么程度，必须暂停部分服务并转诊患者？

“这些安排都需要提前形成程序，而不是在供水中断后才开始讨论。”萨曼说。

面对持续加剧的气候风险，她认为医疗机构的“气候韧性”不是抽象概念。应急团队需要与工程师、气候科学家及卫生专业人员合作，评估建设标准和应急要求。但硬件改造远非全部。她举例说，洪水来临前，谁负责把物资搬到高处，谁保护设备，哪些物品优先转移。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都应写入标准操作程序，否则一些本可避免的损失仍会发生。

高温天气下的候诊安排同样在考量之中。如果患者必须在烈日下长时间等候，就暴露于额外的健康危险之中。对中暑等危险信号的识别，也属于应急准备的一部分。

萨曼介绍，世卫组织早已在内部启动三级应急分级机制，核心目的是推动从认识风险转向行动，明确职责、制定计划、筹措资金、与合作伙伴共同准备。她强调，研究人员提出的“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呼吁，不意味着世卫组织已经正式作出相关宣布，也不同于世卫组织内部的应急分级机制。但厄尔尼诺让人们看到，气候风险正在要求卫生系统拿出更具体、更跨部门的应对方案。

登革热卷土重来，从社区倾听中寻找应对之道

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卫生官员，正在亲历气候风险加剧下的疫情冲击。

在31日的清华大学全球健康论坛上，澎湃新闻了解到位于西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眼下正在经历一波10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萨曼表示，新发虫媒病毒尤其是蚊媒病毒，正成为最让她忧虑的风险。相比呼吸道病毒已有较成熟的实验室监测体系，西太平洋区域在虫媒病毒领域的工作仍较为分散，协调程度有待提升。她提及此前中国大湾区出现的基孔肯雅热疫情，以及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的日本脑炎本地传播，提醒各国关注疾病分布的变化。

在31日的论坛上，萨曼进一步介绍了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如何从信息传播走向支持卫生应急决策。她重点分享了世卫组织与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BRIDGE工具，介绍其如何帮助卫生部门识别信息缺口、行为障碍和社区关切，并将相关洞察转化为应急响应的参考依据，推动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更加及时、精准和循证。在登革热疫情应对中，这些工具帮助团队理解人们如何认识症状和早期预警信号，从而推动及时就医，让公众有能力保护自己和他人。

下一次大流行，准备工作要从平时开始

除虫媒病毒之外，最让萨曼忧虑的，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跨部门合作能否持续。

“笼统呼吁合作并不足够。”她回顾了此前参与世卫组织大流行准备指导文件更新的经历：强调全政府、全社会参与，并为不同领域列出可共同开展的准备事项。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不少使用者认为文件最有价值的内容，正是告诉他们如何与其他部门一起推动大流行准备。这说明，各方不仅需要合作的意愿，更需要知道合作从哪里开始、具体能做什么。

社区参与同样是准备工作的基石。萨曼谈到，作为流行病学家，她过去习惯从数字中寻找确定性。但应急实践告诉她，数据之外，还必须理解人们的情绪和顾虑。他们是否感到被倾听。风险沟通不只是传播信息，更是回应需求。居民不应被动接收指令，而应参与医疗机构的应急规划和演练，检验计划是否真正可行。

论坛上，萨曼还介绍了人工智能为风险沟通带来的新可能。AI赋能的社会倾听工具，可以帮助识别谣言、恐惧和信息缺口。但她提醒，使用技术需要策略，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应用。在部分太平洋岛国，承担风险沟通任务的是日常负责诊疗的医生和护士，工具应当帮助这些一线人员更有效地连接社区。

在她看来，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不能等危机来了再开始。应急机制能加快行动，但不能代替平时的系统建设。只有卫生部门、其他政府部门、行业、社区和媒体在平时就建立联系，风险到来时，整个社会才有能力保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