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被叫停的死亡课，和两个面对离别的女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107调查》 ，作者：申宇瞳

“怎样才算好的一生？”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速放缓，年轻人不再相信线性上升的神话时，这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尖锐。回答它的前提或许是先学会如何面对那个必然的终点——死亡。本文追踪了两位年轻女性秋琪与曲奇的故事，并结合人类学学者袁长庚的经历，探讨中国的死亡教育进程。

文编｜陈晓冉

事实核查｜田汉卿

2026年3月24日，知名考研博主张雪峰去世，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刷起了各式各样的“梗”。在袁长庚眼中，这种看似冷漠的消解，也是这代人面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反抗。从开设国内少见的公开课《理解死亡》，到如今看着年轻人自发组织追思会，袁长庚见证了社会观念的松动。他发现，年轻人不再相信线性上升的神话，讨论死亡的本质是在争夺定义“怎样才算好的一生”的权利。

北师大的课程《影像中的生死学》中曾指出：“在中国教育体系的课程表上，有一门必修课长期缺席，它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关于死亡的认知与思考。”当系统的死亡教育在课堂中缺席，有两个女孩尝试通过碎片化的网络观察、身边人或宠物的离去，甚至自身的心理危机，完成一场关于终点的自我启蒙。

在大学课堂理解死亡

袁长庚在课堂

图源丨澎湃新闻

袁长庚，曾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助理教授，现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聚焦医学人类学、伦理与人类生活中的“生死议题”。2017年，他在南科大开设了通识选修课《理解死亡》——让理工科学生在课堂上直面中国文化里讳莫如深的话题，期末作业甚至是“设计一场自己的葬礼”。他希望能借死亡这面镜子，带学生重新审视生命意义、自我处境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后来的四年里，这门没有教材的课被媒体报道，在学生的口耳相传中成了“网红课”。2022年他离开深圳，赴云南大学任教至今。

2017年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处于“创业期，顶着“去行政化、教授治学”的光环，是一所极度推崇学术自治的新型理工院校。这种基因让学校对教师的探索几乎抱有天然的包容：比起刻板的教学大纲，校方更在意能否用前沿议题激活学生的思想。正是在这种不重形式、只问价值的氛围里，袁长庚才被允许把“死亡”这门在传统高校难以存活的课，直接搬进了课堂。

对于袁长庚来说，开设这门课的动机很简单。“我当时确实有一点‘取巧’的心态，”他并不讳言最初的设计，“我想，这种沉重的题目总能引起共鸣吧？”

在理工类院校，大部分学生对人文社科类知识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他面临着两条岔路：是为知识的完整性负责，还是抓住机会触动学生？最初，他尝试按照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来上课：概论、精读、方法论，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好。绝大多数理工科的学生将来不会去读人类学，这门课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人生中短暂打开一扇窗。于是，随着课程的深入，他放弃了对“知识完整性”的执念，转而将课程视为学生窥探世界的尝试。他形容这门课是一场“共同造就”的实验：“它从来不是属于某个老师的，它是学生、老师和这所学校的气质一起推着走的。很多深刻的体悟，其实是学生在课堂上教给我的。”

在当年那门没有教材的课上，袁长庚也总爱抛一些“冒犯”的问题：“你想过自己会怎么死吗？”“如果只剩三天活，你要见谁？”台下大部分学生习惯了算公式，忽然被拽到死亡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前，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错愕。

袁长庚布置的结课作业是“模拟葬礼”。学生们从淘宝上寻找卖殡葬用品的店铺，买了全套的黑纱挽联，把整个教室布置成一个灵堂。

“但是那次争议非常大，很多学生觉得很惊奇，就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发在他们各自的社交媒体上，这个就酿成一个当时的舆论事件。我还记得我晚上快12点接到学校的电话，把我一顿臭骂。所以那个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都受限制。”

在选择离开南科大后，袁长庚发现主动联系、给予反馈或发出访谈邀请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们甚至会开发出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来讨论死亡有关的话题。他意识到，对于死亡的认识程度和一般意义上人们想象的自然生命的年龄并不完全吻合。年轻人实际上并不回避讨论死亡。

第一次面对死亡

有些年轻人还没等来教室里的那场讨论，生活就先把死亡推到她们面前。

2020年的春天，14岁的秋琪第一次思考生死。步入初中结课阶段，新增的化学与物理科目都以网课形式展开教学，与此同时，秋琪与姥爷共处在一个房间，时常产生冲突和口角。学业压力的增加、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让这个从小顺遂的女孩产生了“死好像可以逃避这一切”的念头。网课结束，其他同学陆续回到学校，秋琪却鼓起勇气和父母提出了休学的想法。

父母对此并不意外。秋琪的厌学情绪可以追溯到小学，每到周日，她都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选择呆坐整整一天。

但死亡诱惑消失后很短暂，秋琪发现自己做不到真正选择结束生命。办好休学手续后，情绪很快得到了缓解，她开始尝试拍摄vlog，在B站主页记录自己旅游的视频，并且继续记日记。在家里的饭桌上，这个话题也再也没有被提及过。

但这个话题最终还是被现实推到了她的面前。

“其实我知道姥爷是跳楼去世的。”秋琪说。

2024年春节前夕，北京尚笼罩在岁末的寒意中。秋琪正在为艺考做最后冲刺时，一通电话带来了姥爷离世的消息。

家人告诉她，姥爷是“因病去世”，但他们刻意回避的态度引起了秋琪的怀疑。于是，凌晨父母熟睡后，秋琪将拖鞋取下，潜入房间，偷偷打开了放在左侧床头柜上的父亲的手机。在一个没有她的家人群中，一张照片映入眼帘：姥爷躺在小区的水泥地面上，被一层白布覆盖。翻找聊天记录的过程中，她意外拼凑出了真相：姥爷是自己从八层高的卧室窗户跳下去的，随后，第一位发现的邻居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中国家庭里，这样的保护式谎言并不罕见。秋琪的父母选择用“姥爷因为生病走了”“姥爷不在了”等模糊的词汇来缓冲真相的冲击，真实的死亡原因被层层包裹，最终变成被刻意回避的话题。但最让秋琪难受的正是这份隐瞒。她理解家人的隐瞒是出于对社会敏感话题的避讳和对她的保护，但她仍坚持认为她应当知晓死亡的真相，即便这意味着承受更大压力。她发现，最终自己不仅失去了姥爷，也失去了与家人坦诚交流的机会。

起初只是听力不良，姥爷难以与他人交流，秋琪的母亲则常常用大声叫喊的方式和他说话。2023年秋天，经协和医院的医生的诊断，姥爷彻底丧失了听力，因为年轻时长期暴露在震耳欲聋的炮火中。自此，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与这个有声世界的最后联系也被切断，长期生活在完全寂静的世界里。

秋琪说，“如果我是姥爷，我也会这样选择（自杀）。但父母觉得告知周围人姥爷去世的真正原因会不体面。”去世前，姥爷曾半夜叫醒，说要出去散步。秋琪的爸爸陪他在楼下转了几圈，却完全没意识到那是父亲最后的告别。

火化前，家人没让秋琪看姥爷最后的样子。她站在一旁，感觉自己更像一位陌生的旁观者，异常冷静，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亲人的葬礼。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崩溃大哭是不是因为自己太冷血。

与秋琪同岁的曲奇在步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也选择了休学。曲奇在上高三前就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自杀未遂。在家庭环境中，她也能观察到长辈们对死亡话题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割裂。在河北保定的老家，人们可以轻巧地谈论别人家的死亡：“像讲笑话一样说‘今天撞死一个，明天撞死一个'，但一旦涉及自己的死亡，就变得非常避讳。”这让曲奇感到不适。她认为死亡需要严肃和敬畏的讨论，公开场合的讨论往往容易演变成对痛苦的消解，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对死亡事件的调侃和八卦态度。

曲奇想起，高二时，朋友的父亲因过劳猝死，她观察到朋友在父亲离世后也表现得异常冷静。但她后来才了解到，当时朋友的这种反应在心理学上称作“解离”，是人体大脑在突然遭遇无法承受的痛苦或压力时，自动启动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死亡需要准备

作为人类学学者，袁长庚现在将目光投向了“多物种研究”。他发现，相比人类的生老病死，如何面对宠物的死亡、如何进行哀悼，是一个“连话题都还没启动”的领域。“比如你的猫死了，你该怎么哀悼？什么是恰当的方式？”

去年3月2日，秋琪养了九年的宠物猫“丫头”在医院离世。那是她第一次完整见证生命消逝的全过程。在送进医院前的一两个月，丫头已经出现食量减少、精神不振的现象，从每日三餐定点到渐渐不再进食，玩二十分钟游戏就常常会瘫倒在地板上。

在一个周日，秋琪在医生口中得知了丫头去世的消息。这个在朋友聊天里习惯用“想死”当口头禅的少女，第二次触摸到了死亡真实的温度。与姥爷的死亡不同，丫头的离去遵循着自然的生命轨迹，相对容易消化与接受。在见证从病危到安乐死的全过程中，兽医会详细对秋琪解释每个步骤的意义。而当被问到她是否准备好接受丫头死亡的时候，秋琪才突然明白死亡是需要准备的。

秋琪为丫头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她在朋友圈上传了丫头去世的消息，丫头11岁8个月大，一直都是秋琪朋友圈的背景和头像。朋友们发来数十条安慰评论，大部分都是简短的emoji，有哭脸，有蜡烛。

丫头与秋琪

图源丨受访者自己拍摄

“为什么动物的死亡可以公开，亲人的反而要遮遮掩掩？”这个疑问后来一直盘旋在她心头。

袁长庚常说，死亡教育本质是生命教育，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人生中系统地学过这样一门课。就像秋琪直到姥爷去世、曲奇多次站在边缘，才第一次真正碰触到“死亡”这两个字的重量。她们有困惑、有挣扎，生死观被零零散散地勉强拼凑。

系统缺席的死亡教育

“我们这代人其实比父母更常思考死亡，”秋琪说，“但思考得更碎片化。”她发现新一代对死亡的态度呈现出矛盾的特质：一方面在网络上用死亡当作梗与谈资，另一方面又会在深夜陷入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思考。

秋琪的成长过程中，死亡几乎从未被正式讨论过。“学校里唯一相关的，是道德与法治课上的‘珍爱生命’，”她回忆道，“但那只告诉你‘不能死’，而不是‘怎么面对死’。”亲人与宠物的两场死亡给秋琪上了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的生死课：姥爷的离去让她思考自主选择死亡的权利与尊严，丫头的病逝则教会她面对生命自然的终结。

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课本

图源丨网络

2021年10月，教育部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在小学、初中、高中有序展开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但内容框架主要围绕“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生长发育与青春期、心理健康、传染病与公共卫生事件、安全应急避险”，死亡教育有关的条目并未直接入列。

没有系统的死亡教育，秋琪和同龄人只能像拼拼图一样，从各种碎片中拼凑对死亡的认知。文学作品中的生死思考，也成为她们“理解死亡”的素材。

曲奇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则是因为六七岁时阅读《天蓝色的彼岸》这本书。“当时给我的是一种恐惧，”她回忆道，“特别是死亡意味着被慢慢遗忘这一点，对我幼小的心灵冲击很大。”这本讲述灵魂滞留人间的小说，为她勾勒出第一个关于死亡的模糊轮廓。随着年龄增长，《呼啸山庄》给她带来了新的视角：“凯瑟琳的死反而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死亡似乎没有那么可怕了。”

2020年一项北京市医学院校在校生调查发现，超半数医学生从未听说过死亡教育，即便“听说过”的人群中，也仅约41.23%确认本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且绝大多数并未实际修过。另一条覆盖全国医学院校样本的调查显示，在完成访谈的学校中，仅11所明确设有独立的缓和医疗/安宁疗护课程，另有18所仅零散嵌入其他课程。协和医院对188名医生的内调也印证了缺口：长期接触终末期患者的医生中，仅约20%正式受过死亡教育或相关课程训练。

死亡观的代际差异

袁长庚认为，如果“死亡教育”这门课再早开10年，可能并不会有如此广泛的接受程度和现在的社会认知。

“在‘经济上行期’的年轻人和整个社会，大家都认为赚钱和想象好的生活都来不及，为什么要停下来想死这件事？死很遥远，是因为当时的人会认为死亡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话题。是你对人生没有希望了，活着没有价值的，你才去想这些事。”

2026年3月张雪峰猝然离世，舆论迅速割裂。张雪峰是过去十年剧烈转折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面孔，体现了社会极端的心灵投射。2024、2025年，袁长庚在播客《西西弗高速》里曾多次以张雪峰为切口，不过在这件事上，他不再纠结张雪峰“说得对不对”，而是从人们对于名人去世的反应里看到了代际间的差异。

“通过戏剧化，把死亡从一种创伤事件变成一种大家可以分享的共同语言，降低了死亡的敏感性和其中蕴含的悲伤的激烈程度，自古以来都是人类处理死亡问题的策略。而梗化，引起狂欢效应的这些语言，其实都是在试图去构筑一个边界——我们想把一些旧的东西挡在外面。很多年纪大的人甚至连入场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进去以后看不懂别人的符号。”袁长庚认为，年轻人的玩梗，有意识地创造了不同于长辈的语言方式，而这本身就会造成代际间的裂痕。

在他开课的时期，学生多为90后，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家庭严格保护，几乎未系统接触过生死相关知识。课程讨论每每延伸到如何看待失败、死亡恐惧与意义感焦虑等问题上，引发大量共鸣。而这批学生的父母多为60后与70后，人生轨迹处于社会经济上行期，整个社会更关注“赚钱与美好生活”，认为死亡遥远且消极。他解释，社会普遍将死亡视为对人生无望的象征，而未能理解“向死而生”的意义，这是阻碍年轻人与年长者讨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的，现代城市家庭往往从乡土社会“连根拔起”，原有丧葬参与式传承断裂，作为父母辈本身也无相关经验可传给孩子。在当前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这样代际之间的分歧与隔阂短期内难以弥合，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不过他相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完成，代际冲突可能会趋于稳定，如同欧美社会一样，形成一种常态化的代际循环。人类处理死亡的问题古今相似。他鼓励年轻人自己创造属于这一代的哀悼仪式，在当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年轻人不必照搬传统，经验断裂，时代可以自然地发明新的仪式。

开展的纬度差

袁长庚回忆九年前，在开设《理解死亡》这门课程前需要准备教案，他在备课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外。在他的印象里，美国的教育探索性处于前沿。1963年，明尼苏达大学RobertFulton开设首门《DeathandDying》,1974年全美共计165所大学、中学开设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达1100门以上。英国的死亡教育则始于1988年的教育改革，从11岁起，学生的课堂就需引入死亡与丧失话题。其中医学院自1983年起每十年普查，2021年32所院校全部开设临终照护教学，平均课时增至39小时。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的死亡教育也都在建设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教育共识。

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中外的死亡教育开展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国外的宗教背景容易构建一个“彼岸世界”，如天堂，来帮助人们消解对死亡的恐惧，给死亡一个“出口”。而中国社会没有普遍的彼岸信仰，更强调“此岸”的价值。强调的是对家庭、血脉、传统的维系，更需要依靠现世的关系和社会支持来对抗恐惧。

“我们不会去想象彼岸，但是我们会充分承认你现实生活当中一些事情的意义……只要你在维系某一种传统的延续，当然其实社会就会认可你的价值。”袁长庚说道。

中国大陆死亡教育目前仍属边缘探索阶段。2018年11月，山东大学组织了数十名学生到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参观包括遗体告别、火化、骨灰寄存在内的整个殡葬流程，而这正是山大《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的课程实践活动。

这门死亡教育课很受欢迎，一个班120个名额，往往需要抽签才能选到。曾因学生选课呼声高，又增设了一个班。以公开课形式在三个高校课程平台上线的这门课，每学期报名人数超过2万人。

比山东大学早6年，广州大学胡宜安教授在2000年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生死学》普遍被视为中国大陆高校第一门系统化的生死教育课程。除生与死的本质概念，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自杀等话题也被纳入了课堂。据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山东大学王云岭副教授介绍，全国仅约四五十所高校（如北大、山大、广州大学）开设生死相关选修课，占3000余所普通高校的1%出头。2020年一项对北京市医学院校调查显示，超半数医学生从未听说死亡教育，即便“听说过”者中约41.23%确认本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绝大多数也未修读。

“如果大家能理解死亡教育到底是什么，可能就不会那么避讳谈及它。”课程被叫停后，袁长庚其实也理解高校的选择，主管单位、市场、社会、学生、家长往往都是高校需要负责任的对象。

“很多人会认为，谈论一些事情会让人过度注意一件事情。由此，死亡教育似乎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暗示。”袁长庚说。但在亲自实践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往往并非如此。

2021年，这堂课结束后，一个患有抑郁症、长期服药的学生给袁长庚写信，说自己好多次都把刀拿到手上了，但是想到这堂课上的讨论和思考，她又打消了自伤的念头。通过这件事，袁长庚意识到死亡教育反而可以把一个悲观的人变得稍微的乐观一点，把一个意义感匮乏的人变得稍微可以敢于言说自己的意义，甚至主动去寻找意义。而这些东西需要‘现场感’。

当时开课的学期初，大部分学生对课堂上的实践有抵触，但在课程推进和小组合作中，大家逐渐在打开。死亡教育更像是让学生置身于假设场景中去思考自我，这与单纯的知识传授不同。

教育，往往是社会观念水位的指示器，社会整体观念未充分松动前，很难指望高校教育一骑绝尘。袁长庚认为现状的破局可能先出现在民间、社会层面而非学校机构。

袁长庚现在的工作重心比以前要简单很多。现在他负责着一个人类学的硕士项目，工作回到了专业内的教育者角色。跟以前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时期相比，现在他所教的东西不管再多、再复杂，都在一个“学科”的框架之内。教这些东西的目的也很明确：帮助同学们三年以后能够做出一篇自己觉得还满意的论文出来。

但袁长庚的尝试没有停止。他不再在学校机构内系统性开课，但每年还是有零散机会，如讲座、线上讨论、播客录制等，来带出这个话题。

2024年，琼瑶去世曾引发人们对于安乐死的讨论。袁长庚对此感到诧异，在哲学与医学界内部对安乐死态度都十分谨慎，且个体在绝望时所做的决定可能因信息不全或支持不足而不够合理。安乐死制度化后，可能加剧生命问题上的不平等，使缺乏资源与知识的人轻易放弃。袁长庚认为，安乐死这样看似进步的“个体选择权”，常忽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回溯他在南科大的课堂，他曾震惊于那些各省前1%的尖子生大多希望选择“死于空难”——像烟花一样消失，理由是“不想跟任何人牵扯”。他指出，这恰恰证明了优绩体系把人训练成了“单向度的人”：“你把亲密关系、脆弱、依赖全部关掉才能一路狂奔，等真正需要回答‘怎么活’时，连‘怎么死’都只能想到断开一切。”

“我现在比较关注几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还谈不谈爱情？还交不交朋友？大家对亲密关系的预期是什么？”

答案不甚明了。在死亡教育这片近乎空白的领域里，年轻人还在一次次的迷茫、悲痛中尝试探索如何面对这个终极课题。而课堂，也亟须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

（文中秋琪与曲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