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100年前的那场《性史》风波

1926年4月，张竞生编辑的《性史》第一集由“性育社”印行，共140页，定价4角，但不写出版处，只说代售处各书局。张竞生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时，曾将性史列入30多项应调查事件之内，可是会员们（都是教授）担心产生误会，表决另出专项。1925年寒假来临时，张竞生决定将数年前的发念付诸实现，代“优种社”同人拟了一份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向青年学生征集个人的“性史”，并事无巨细地详尽罗列了从幼年到长成后与性有关的一切事情，包括各种变态，要求应征者详细如实地写出来，而且要“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此事举希望得到三个大好结果：一是为比什么都重要的性学问供给材料，使其得以成立；二是相互参照，为自己改良警策张本；三是有助于铲除身心习惯等方面的性变态和性病态，养成好习惯，这是移风易俗的最大关键。最后，张竞生鼓动人心地提出一句广告语：“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征集启事的反应是热烈的，很快就收到不少反馈，各处寄来的稿件，约有200余篇，考虑到篇幅等因素，《性史》第一集收录了7篇来稿，还准备陆续出版。张竞生所写的“赘语”，推许该书凡中学生以上及一班成年的普通人都应该看，可以纠正因不知性学而起的各种罪恶疾病。出乎意料的是，人们看后是否受益还不定，负面反应倒是接踵而至。各地禁止《性史》的呼声不绝，正在付印的第二期只好收回并无限期搁置，连第一集也被毁版。而仿冒的各种《性史》却不胫而走，连带《性史》第一集也被放入“淫书”之列，严重冲击了新文化运动的声誉。

为此，正在提倡性科学的周建人在创刊伊始的《一般》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他承认西洋的教育家、医学家等不久前才感到性知识的重要，其“潮流”传播到中国，更是近年的事。但近几年中国出版界关于性科学的书籍也出了不少，其中最为一般人注意的，要推张竞生编的《性史》。“当此书预告登出来的时候，便引起多数人的注目，五月间印成出版，大家争先购阅。但不久闻在北京被禁止了。不过禁的只管禁，卖的仍然卖，看的依旧看。闻北京翻印本已不止一种，上海也有，可见此书的受社会欢迎了。”

在周建人看来，《性史》除首尾张竞生的序和赘语外，主体的7篇性经历自述，各自独立，没有统系关连。“所以本书不是有统系的科学的著述，只是几则论料的结集。‘论料’在科学上是重要的，因为科学上的公例和推论都须以论料为依据，不过论料的趣味只在专门家才有，在普通读者看来是很少趣味（此就纯科学的论料而言，若《性史》中的小说的描写不在此例），也很少利益的。科学的进步基础在搜集新事实和归纳复杂的事实为简单的定律和说明上；换一句话，即专门家搜集论料，归纳为定例，而加以简括的说明，使读者读这著作，便知道事理的真相，不必自己向复杂的事实中去寻求。不然，人的记忆有限，而事实无穷，是很容易被压倒的。……照这样说来，《性史》的材料既是一些论料，在研究性学的人自当不无可以供参考之处。但据编者的意思，那书是在给中学生以上及一班普通人看的，这未免不很适当吧。”

此外，那些性经历的自述，大都是空泛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也多是小说的、情绪的描写，“这在性的说明上是不大相宜的，尤其是在目的供给普通成年人看的读物。大凡普通读者，假如读一种科学书，注意力有好集中于应用方面的倾向，读性科学书也是如此；所以如书中忽略深沉的讨论，和科学的态度，而只用富于情绪的小说的笔来描写，结果会使得读者不能发生知识欲方面的趣味，而只当他作一种娱乐的目的物的。今《性史》的取材，实带有此种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除了对于所征集的几篇性的论料给出意见，周建人主要是依据科学研究的进展，对《性史》按语中“常有错误和偏见的地方”提出质疑和批评，如其一些说法是太忽略近代科学研究的妄自推测，没有科学依据。此外，如关于斯托泼夫人的洗膣法与避孕的关系，也有许多偏见。

周建人的结论是：中国维持风化的绅士反对裸体舞，“模台儿”，裸体画，是因他们遇到这些关于性的文字，不发生知识欲或审美趣味，只发生肉感的冲动，想到性的方面的事情去，如同条件反射。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张竞生的《性史》编印出来，闻说还预备二集三集陆续下去，第一册虽有科学上的错误和许多主观的偏见，一看知道编者对此实在不是老练的工人。但他的仿效圣叹评《西厢记》，说明这不是淫书和大呼性的关系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等等，不能不说是对现社会的一种反抗，给维持风化的绅士们一个不舒服。“总括的说起来，《性史》这书的重要，在科学方面并不多，在‘爱的艺术’这种运动方面或者比较些的有意思。”

肯定反礼教方面的作用，指出科学方面的局限和性爱艺术方面可能的积极意义，应当说周建人的评论还算是中肯或持平，而且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基调。可是张竞生对此显然没有像看待周作人评《美的人生观》那样心平气和。原因之一，当是《美的人生观》虽然引发争议，毕竟较为积极，而《性史》的反响则要负面得多。所以张竞生不仅专门写了答文，而且有些存心针锋相对的意气。他开篇就说：

《性史第一集》批评者确实不少，可惜误会者并未见其不多。周先生此次批评，“不幸得很”，也不免是误会中之一。凡他所批评要不得的，便是我们已知道而固意要如此的。

张竞生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论料”的价值与作用。“《性史》的宣布，只要他是‘论料’，以给性科学家的参考与及一般普通人鉴赏。而周先生的意是：‘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不是论料本身。’这与我们的意见完全相反！论料的结论诚属重要，但这些结论是一种抽象的性质，类为枯燥无味的归纳，定然不能引起‘一般人’的兴趣。”《性史》的取裁大不同，“乃在给阅者一些有兴趣的‘论料本身’，而使阅者随事去领会检点，所以他能成为今日一般人所欢喜的本子，不是一些性的定则，如女子性周期律一样，仅仅供给一班科学家研究的兴趣”。其实周建人的意思是论料最好提供给科学家，直接供给一般读者，有害无益。

其二，自述的真实与否。周建人指“‘那些性的经历的自述，差不多大部分尽是空泛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小说的……’。这不仅是误会，直是武断了。凡稍知性史之内容者，可以说：‘又那些性的经历的自述，差不多大部分尽是事实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文学的。’”因为空泛与事实，非局外人所能知道，而小说与文学的分别，非专门文学家不能轻易武断。

尽管《美的人生观》引发争议时，张竞生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融科学、哲学于一体的艺术方法，以便在三者之间辗转腾挪，毕竟在新文化运动的风尚之下，如果违反科学常识，就势必处于理亏的不利地位。所以他还是将辩解的重点放在科学与否方面。只是一则其并非科学专门出身，二则即使科学专业，也不过一科一门，无法全面把握，三则当时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生理学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各执一词的情形并不鲜见，所以争来争去，仍然见仁见智，势单力孤的张竞生有时不免处于下风。例如关于有的观点张竞生承认是自己个人的推测，“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由推测而来也”。只是他并不肯认错，他坚持“这个推测极合乎逻辑，此后惟望专门家去证明事实到何地步而已”。并断言此说即使有错，也是行文太简单不能达意罢了。只要改去语病，意思仍然一样。张竞生说壮年无病妇人无论何时均能受孕，并不能得到医学和经验的支撑，例外总不能当作常识。张竞生否定自己是报上说的“性欲博士”，又自诩“看的性书也有相当的积量，而我的主张常有超过于一班普通自命性学家的思想范围之外，这是我的抱歉处，也是我值得骄人处”，就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了。

最后，张竞生仍然用自洽的逻辑归纳道：“说及‘淫义’及避孕等节，我尚保持我原有的主张。不过，我视这些事一面是科学的，而一面更重要的是要个人自己去利用艺术方法。……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但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若使我们《性史》能如周先生所说，对于‘爱的艺术’得有相当的贡献，则我们之目的已算达到了。”

看得出，张竞生虽有狡辩之嫌，结束辩词时还是试图将争论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周建人读了张竞生的答辩，觉得是在强辩推脱，而且缺乏科学的严肃性，所以还有话说，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第一，不赞同张竞生认定灌输性知识应当用富于趣味的笔来述说各人的性经历。“科学文字能做得有趣味固然好，但没有趣味也不要紧，只要所说是真理；如果不真，有趣味也是无用。又性生理的著述和动植物的自然史不同，动植物的记载固然须不怕繁琐，把各别的种的性质及其生命史一一记载下来，供人去阅读。生理科学却可以不必如此；或竟不能如此。”如果领会性科学要看各人的“性史”，那么四亿中国人一世代就有四亿条，下世代还要递增。如果读抽象的科学结论不及读论料好，将来中国人除了读“性史”，恐怕连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不能以《性史》为今日一般人所喜欢就证明有科学价值，科学史上一时不被接受的例证不在少数，而中国的《杏花天》《金瓶梅》一类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且广为流行，却没有科学价值。

第二，关于空泛与事实、小说的与文学的辩解，不仅莫名其妙，而且自相矛盾。

第三，推测在历史上曾经是科学的起点，但不是科学昌明的20世纪的新科学。推测须有限度，未经科学研究或科学界未知的事物，任由推测，科学研究已有条理的，只能用试验去证明或探讨，不能再推测说明，不然只会使科学混乱，不能使之进步。西洋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家颇多，他们的研究需要验证，但不能无视而妄自测量。近代科学虽已脱出推理和观察时代，进入试验的时代，但有不能试验的，不得不用统计，或观察和推理。性生理的几条根本原则，只要稍读一两本标准著作就可以明白大要，无须过度质疑又想方设法自辩。

文末周建人说了一段让张竞生大受刺激的话，他说：

《性史》原本只是一些辑集，并不是怎样的著作，不过我觉得，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具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他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周建人不希望看到本国人伪科学的态度，但觉得“希望伪科学变为科学是难能”。

周建人的批评，显然触及张竞生的痛处，尤其是提出真伪科学以及淫义的问题，令张竞生难以接受。他甚至愤而嘲讽《一般》的编者，因为该杂志在刊登张竞生的答文时，多处标注“原文”，在他看来，这是主编夏丏尊咬文嚼字，误以为文中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是笔误，因而刻意标出。如误认有取有裁的性史之“取裁”为每史必要的“取材”，如此一来，就显得张竞生的水平不高，等于是帮周建人的忙。后来《一般》以“本志校者”的名义发表《纠正张竞生先生的调笑》，说明标注是校者所为，而夏丏尊的主张是不动一字。不过，张竞生已经决心另辟园地，毫无挂碍地对周建人等批评者大举反攻了。

张竞生编《性史》的初衷，是受蔼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丛书的极大影响，以性史为材料，成为科学的论据。不料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当时虽然逞强，事后还是有所检讨。多年后他自我反省，认为《性史》第一集的错误首先就是出版单行本，不像蔼理士仅作为附录的参考资料，先由正文讨论真正的性知识；同时又没有法律和定价的限制，结果读者人人可以买，又只有性的叙述，没有科学方法的结论，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其次则“报告式”文字带有“小说式”色彩，直书变成渲染，叫人仿效，流于淫书一类。这几乎等于完全承认周建人等人的批评是正确的。而张竞生自称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无法自行纠错，到上海开美的书店时尽是介绍蔼理士的学说，不敢再介绍中外性史，努力改正，依然得不到谅解，反而使得介绍真正的性科学也终归失败。其实这是因为张竞生当时恃才傲物，非但不肯公开认错，而且将批评者一概骂倒，其本来就不够严谨的性科学难免令人与《性史》相牵连，结果就只能是作茧自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