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从"补位"到"共建"

（本文作者为 ITValue，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作为创新源头，其战略意义愈发凸显。然而，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商业回报遥远，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成为全球共同命题。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社会力量不是基础研究资助的"锦上添花"，而是多元化投入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支柱。

11月11日，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与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将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汇聚知名科学家、慈善家、企业家等，共话科学慈善新范式。

全球图景：私人资金如何进入"无人区"

社会力量涵盖企业、基金会、慈善组织、个人捐赠，各自逻辑与局限截然不同。私人资金的价值不在于"钱多"，而在于"敢投政府不敢投的，能等企业不愿等的"。

2026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卡尔·戴瑟罗斯（Karl Deisseroth）。戴瑟罗斯长期是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研究员，他开创的"光遗传学"——用光来开关大脑里的特定神经元，如今已成为神经科学界的标准工具。这项伟大技术突破最初只是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设想，它成功的背后是一套允许冒险、容忍失败、愿意长期等待的资助体系。

美国的历史提供了清晰参照。二战前私人资金几乎是科研主要支撑；1945年后联邦投入成为主导，但私人基金会始终扮演"风险探路者"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逻辑不是简单"给钱"，而是由项目官员深入实验室，判断哪些方向过于前沿、难以从常规渠道获得支持。这种基于专业判断的"耐心资本"延续至今：科学慈善联盟成员基金会在2015年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私人投入超过10亿美元，并承诺每年额外增加100万美元。

欧洲展现了另一种模式。瑞典瓦伦堡基金会每年向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放约13亿瑞典克朗（约1.4亿欧元），重点投向自然科学、技术及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德国大型基金会的历史作用则在于"制度实验"——1980年代率先试点研究生院和青年研究小组等资助工具，随后被公共资助体系采纳推广。基金会的价值不仅是提供经费，更是为公共资助体系进化提供可复制的模板。

国际经验的共同点在于：社会力量介入基础研究，通常发生在公共资金覆盖不足、商业资本不愿进入、但科学价值尚未被充分认可的"中间地带"。它们不替代政府，而是填补结构性空白，以灵活性倒逼公共资助体系改进。

中国的现实：蓄势待发，尚有结构性短板

中国呈现"快速起步但基数低"的图景。2025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834.6亿元，占研发总经费的7.21%，但财政资金占比约90%，社会资金合计约200亿至300亿元，占比约10%。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企业研发总支出仅0.77%，而美国2021年为5.17%，日本为5.9%。

差距的原因不在于企业"不愿投入"，而在于激励结构与能力结构尚未匹配。但变化正在发生：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从2010年的4.33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217.7亿元，年均增幅超过30%。

慈善力量的优势在于自主性和灵活性，能支持原创性、非共识性研究，超越短期考核周期。但这恰是其脆弱之处：慈善资金规模取决于经济周期和捐赠意愿，缺乏稳定制度性来源。2024年科学研究领域接收捐赠同比下降超过80%，足以说明没有制度保障的"善意"难以成为可靠支柱。

真正的挑战不在"钱"，而在"渠道"与"认知"。有两个原因：其一，专业化中介渠道缺失。国际上基金会资助基础研究有成熟操作系统：同行评议、项目官员制度、对"非共识"项目的判断能力、与公共资助机构的协调机制。中国慈善资金进入基础研究仍以少数大型企业基金会专项项目为主，缺乏一批具有科学判断力的专业化资助机构。高校教育基金会虽掌握资金，但科研专项往往与一般性资助混同，难以实现精准、长周期支持。

其二，社会认知错位。基础研究的产出是论文、数据和经过训练的人，而非可直接展示的产品。教育捐赠可以讲"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医疗捐赠可以讲"拯救生命"，基础研究却很难在三十秒内打动潜在捐赠者。但恰恰是这种"讲不出即时回报"的属性，决定了它最需要超越即时回报逻辑的资金。

中国案例：从零星亮点到生态雏形

短板之下，探索已经开始。近年来，中国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案例。它们路径各异——有的建立专业化资助机构，有的与国家科研资助体系对接，有的以奖励提升科学的社会可见度，有的直接下场建设研究机构——却共同指向一个趋势：社会资本正从一次性捐赠走向专业化、机构化、长周期的战略投入。

腾讯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是专业化资助机构的代表。2022年，腾讯投入100亿元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为核心，聚焦原始创新和非共识方向，采用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机制，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其制度意义在于：企业资金以独立基金会形式运作，引入科学家共同体参与评审，初步建立了不依赖企业短期业务逻辑的专业判断能力。

在科学奖励领域，未来科学大奖探索了民间科技奖励的制度化路径。由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发起的这一奖项，以"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表彰在大中华区取得杰出成果的科学家，奖金由企业家捐赠池支持。它试图在国家级奖励之外，建立一种由社会力量主导、以科学共同体评价为基础的荣誉体系，提升基础研究的社会可见度。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则把视野投向全球，由知名投资机构红杉中国独家提供资金支持，面向全球科学家评选。

复旦大学学敏研究院探索了高校与社会资本共建的模式。学敏研究院由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捐赠资金支持，嵌入复旦大学科研体系，聚焦基础前沿研究，以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吸引和稳定一批从事长周期研究的科学家，尝试在公立大学内部开辟一块由社会力量支撑的"耐心资本试验区"。

2016年，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立了全球最大的私人脑科学机构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这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专业机构。十年间，研究院坚持好奇心驱动，宽容失败、鼓励创新、超前布局、耐心投入，建成了捐赠、自研加生态的完整模式。

2020年，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组建了中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前沿实验室，相继支持实现了中国原创技术全球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汉语言实时解码，让失语症患者用意念送出了新年祝福；全球首创"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的临床成果，让多位高位瘫痪多年的患者重新找回生命的乐趣，两位相隔千里的患者甚至用意念远程下了一盘中国象棋；无创聚焦超声脑机接口技术缓解慢性疼痛。

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共建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用真实问诊中积累下来的高质量数据，致力于孵化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AI精神健康大语言模型，相关成果已在国际期刊发表并被国际顶级会议收录。

研究院持续举办、支持了上百场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投资出品的脑科学纪录片《打开思想的大门》获得近10项国际知名电影节大奖；AIGC视频科普品牌"大圆镜"全网粉丝已经超过600万，多语种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次。

不仅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投入基础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初创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成立于2021年的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龙头企业脑虎科技，参与设立了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发起中科院上海分院“科技攻关新星奖学金”，还向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资金用于前沿探索与青年科研人才培养。

2026年成立的聚焦超声波脑机接口企业格式塔科技公布了Gestala Global Scholars Program支持青年学者，由公司提供课题资助、项目对接、实验条件和阶段评审，连接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和产业团队，形成面向全球开放的人才培养网络。

从"补位"到"共建"：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

这些案例证明，中国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已经从零星亮点走向生态雏形。但亮点能否连成体系，社会力量能否从"补位"走向"共建"，不取决于一时热情，而取决于制度是否让"等待"变得可行。

税收激励是最直接的杠杆。现行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为年度利润的12%，个人捐赠超额部分不能结转，民间科技奖励颁发给个人的奖金无法享受与国家奖同等待遇。更深层的是联合资助机制的制度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联合基金已吸引20家企业参与，2024年资助221个项目、直接费用7.59亿元；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撬动外部资金超7亿元，吸引近2000个科研团队参与。这些机制把"一次性捐赠"转化为"持续参与的通道"。

最终，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意义不应被简化为”帮政府分担经费压力"。不同来源资金有不同风险偏好、时间尺度和判断逻辑：政府追求战略覆盖和公平，企业追求技术转化的远期期权，慈善则可容忍更高失败率和更长沉默期。当这些逻辑在健康生态中共存互补，基础研究才更可能在"没人知道答案、但必须有人去问"的方向上取得突破。

中国正在这条路上起步。腾讯新基石、未来科学大奖、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等等，这些名字已经出现在基础研究的资助版图上。但要让“社会力量”真正成为一个结构性力量而非零星亮点，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企业效仿，而是一整套让专业判断、长期耐心和制度保障相互咬合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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