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殖民时代，全球时间：历史与帝国世界的建构

19世纪，全球时间秩序发生了根本性重构。铁路、轮船、电报与标准计时的普及，这些与帝国扩张和资本主义一体化紧密相关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时间规训与同步模式，将遥远地区联结为更紧密的世界。这些新兴的时间体制并非单纯的技术调整，而是权力工具——以工业与帝国需求重塑本土地区的劳动、治理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这些变革是不均衡的，且充满争议，当地群体对强加的时间规范进行协商、调适或抵抗。本文将时间史置于全球视野中，阐明时间秩序重构在现代全球化形成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时间”。我的讲述思路是，首先一般性地谈历史作为帝国学科的地位，其次介绍三个有关日本历史书写的案例，由此更系统地反思：19世纪的时间秩序应当被理解为殖民框架，还是全球框架？最后谈谈我对多重时间叙事的理解。

历史作为帝国学科

1887年，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受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主持新成立的东京大学历史系。当时他只有26岁，并不是著名历史学家，日本政府为什么选他？因为他是“兰克的学生”——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被称为现代历史学之父。兰克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他雇用里斯，只是因为里斯字迹工整，可以为他抄写文稿。所以，“兰克的学生”真正合格的其实只是书法。另外，里斯是英国史学者，写过英国史，当时东京的教学必须用英语。因此，日本要找的来自德国的、懂英语的人。

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

里斯到了东京后，很快按德国模式开创了大学历史系和史学专业。1887年，他创建了历史系；两年后，仿照德国《历史期刊》创办了日本的《史学会杂志》。他用英语授课，教欧洲史，也教他所谓的“普遍史”——这一普遍史本质上就是欧洲史。

里斯被誉为日本史学的开创者。一位著名日本历史学家认为，里斯离开日本、回到德国之前，近似于德川时代的朱舜水，对日本历史学术产生了惊人的、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日本的历史学来自外部——先前来自中国，现在来自欧洲。

德国《历史期刊》（1859）  、日本《史学会杂志》（1889）

18世纪末，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参与了英国对印度的早期领土征服，是印度殖民化中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官。这里我尝试比较里斯与克莱武，意在说明这样一种观点：殖民——无论是领土殖民还是文化殖民，从来不只是靠经济或军事，而总是依赖某种东西——即庶民学派所说的“霸权”。殖民者抱有一种信念，即优越的系统统治着不发达的社会。这种“文化霸权”依靠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是帝国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历史不能脱离19世纪更广泛的时间制度转型来理解。我们不仅注重历史书写，钟表、日历如何在19世纪改变世界亦值得关注。以日本为例，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型为一个钟表社会。在近代，佩戴手表是社会地位的体现，重要建筑、学校、议会到处都有钟，它们是帝国权力的明确象征。帝国列强在殖民地建造钟楼，这些钟楼是殖民权力的物质表现，殖民权力通过钟表体现为时间。更典型的案例是南非开普敦山上的正午炮：每天中午鸣炮，既象征帝国权力，也同步殖民地的时间观念。港口里的船只要根据这个“标准钟”就能对时。所以时间与殖民权力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钟表，不仅意味着计时，同时还有文化意涵，即守时，比如学生被要求守时。彼时，我们已经将时间内化。另一个元素是日历，许多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用格里高利历，部分国家是全民强制，部分国家是自愿原则。日本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日本人使用新历，同时保留了旧历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比如6月有30天，某一天尤其适宜丧葬或嫁娶。日本的案例是对新旧时间制度的极好说明。因此，我们谈历史书写时，必须将其置于19世纪时间制度广泛转型的背景下。

在近代，我们熟悉的历史学是一种冲击性的、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事物。例如德国医生埃尔温·贝尔茨（Erwin Bälz）于1870至1880年代前往日本。一位日本同事对他说：“日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从现在开始。”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本过去有事件，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没有随时间发生的质变，没有发展；日本的历史书写只记录表面事件，统治者可能更替，但没有根本的、实质的变化，因此没有历史。历史观念本身是激进的、全新的，这是我们所探讨的革命的一部分。

为什么以日本作为案例？日本在近代是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日本在20世纪初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但与此同时，许多日本学者也谈到，日本自身有着“被殖民”的元素和意识——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总有自身落后、被西方文化殖民的想法。因而以日本作为案例，可以同时看到时间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作用。一方面，日本以时间为论证工具来统治殖民地。比如著名的殖民总督后藤新平认为，需要用百年计划来开发台湾，因为台湾落后一百年。另一方面，日本自己也力图在短时间内追赶上西方。当时有一种激进观点认为，必须废除星期日——因为即使让人民日夜工作，也无法在几十年内超过西方，如果每周还要浪费一整天，那必将花费更长时间。我们看到，时间的相关论证既被用来合法化殖民征服，也被用来提醒日本自身的落后位置，以及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被殖民的感受。

三个来自日本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一张1870年代初的木版画，它把钟表文明与进步观念联系起来。画中三个人在街上相遇，从砖墙看，大概是东京银座，砖建筑在1870年代是新奇事物，只有在这样的大城市、象征性中心才能看到。三个人穿着非常不同的服装：右边的人穿传统服装；正中的人处于中间状态，既有传统服装，又戴现代帽子，拿着伞、穿不同鞋子；左边则是典型的现代绅士，戴高帽、穿正式服装、拿手杖。中间那人拿着怀表，仿佛如果有人在问他：“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不仅是问今天几点，而是在问：日本处于历史发展的什么时刻？我们是否已经太晚？这是十分紧迫的问题。

1870年代初的木版画

这张图体现了哲学家福泽谕吉著名的类型学理论，即文明、半文明、野蛮。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日本的目标是走出半文明，成为文明。在这张图里，进步、发展、文明的意识形态被具象为日本的日常场景。

第二个案例是分期。分期总是带有政治意义，没有中立的分期。无论是否愿意，历史学家总是在分期，或明确地，或无意识地。通常每一种关于历史变化、断裂的想法，都伴随着某种有政治意义的分期。极少有像南极史著作那样不按常规的分期方式，通常我们接触的是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区分，后来“现代早期”也被发明出来。这套分期方案给历史发展图式引入了一种循环：古代是值得仰望的，在欧洲，古代是罗马建立巨大帝国的时刻，是希腊人达到欧洲人所谓文明巅峰的时刻；之后是黑暗时代，中世纪是黑暗、衰败、碎片化、政治权力瓦解、文化成就丧失的时期，欧洲人长期失去了希腊文明知识；只有到现代，我们才重新接续古代的黄金时代，传承古人的成就，并继续前进并超越。所以这套叙事绝非中立。

这套分期方案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相当挣扎，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历史与这套分期相结合。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时，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历史学家编写一卷历史书向世界展示，在这本书里，他们解释了分期的难题。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可能只有一个朝代，所以不能按朝代分。日本历史学家按政治权力所在地、不同统治者、不同天皇，尤其是不同年号来分。即使都处于天皇统治之下，也可能因自然灾害而改元。想要以上述三个分期来划分日本历史，似乎是不可能的。

Rinji Hakurankai Jimukyoku (eds.),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Japan, Tokyo 1893.

历史学家写道，在西方习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我们认为这对其他国家或许是合适的方法，但在日本不是。日本历史不适合采用这种体系。1889年，日本文部省正式要求历史学家提出一个具有较少特殊性的历史分期方案，至少在表面上符合现代历史学的标准，当时出现了许多尝试。

经日本学者讨论，日本历史或许可以分为七个时期。直到1906年，随着《日本中世史》的出版，“中世纪”这一术语基本在日本史学界占据主导。该书作者努力定义“中世纪”，他借助欧洲中世纪的书写范式，例如，将法兰克人作为理解日本武士阶级的模型，把路德宗教改革与13世纪日本佛教类比，以罗马时期德意志的村庄为参照还原关东日本武士故乡的面貌。另一位日本中世纪史家中田薰（Nakada Kaoru）写道，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中世纪法律制度和原则与法兰克人如此相似，因此研究日本法律史需要日耳曼法知识，其中一些原则非常相似。

真正关键的是，把日本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分期方案，不仅是历史学的尝试，也与日本特定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相联系。这套分期表达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早期国家为中央集权，之后冲突叛乱，现在明治政府完成统一；早期天皇的绝对统治，之后经历幕府黑暗时期，现在由明治政府回归皇权；最初日本就是日本，之后是由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秩序主导的中国化的日本，最后1895年日本战胜中国，日本再次成为日本。所以这套古代、中世纪、现代方案对现代日本民族国家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阐明了日本从王朝史向民族史的转变。

民族史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案。1906年的这部《大日本史》转向了日本民族史，它的出现并非巧合——当时正处于日俄战争之后，在地缘政治尺度上，日本通过军事胜利成为现代国家。

《大日本史》(1906)

可以说，日本历史学家通过“发明中世纪”，把对马海战的胜利转化成了具体的历史编纂。重要的是，这不仅是话语问题，也不仅是共识问题，而是与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所说的“领土化”这一深刻社会转型相连。国家深入社会内部，需要动员全体人口：学校、军队、工厂。因此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分期对应并嵌入了这一“领土化”过程，而不仅仅只是话语。

第三个例子来自日本战后。聚焦于战后著名历史学家大塚久雄（Otsuka Hisao），他受卡尔·马克思等人，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占领日本，开始制度改革和土地改革，大塚试图理解这场戏剧性改革。他认为如果清楚欧洲史，就能理解战后的很多变化。欧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知识背景，可以以西方作为标准来理解日本发生的事实，以此考察日本的特殊性，即西欧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日本如何发展。关于改革，他指出，改革开始时，诸多措施是最疯狂的，这是我们希望的社会变化，但全面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对新日本发展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对一些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他是英国史和荷兰史专家，他认识到，这些改革的历史意义对日本人来说出奇地难以理解，然而一旦与西欧，尤其英美历史比较，就变得完全清楚。事实本身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混乱的，但如果将其与外部联系起来就可能变得清楚。这个例子也重复了我们一直探讨的逻辑。

殖民框架、全球框架与多重时间

19世纪的时间秩序应当被理解为殖民框架，还是全球框架？哪一个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上述过程？这个过程显然有殖民的维度。许多历史学家谈过时间与殖民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是约翰内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的《时间与他者》。在他的描述下，殖民者将被殖民者视作生活在不同时代，而非同步的时间。这是殖民者的意识形态：被殖民者总是生活在落后的时间，即使二者面对面。

约翰内斯·法比安著《时间与他者》

第二种论证是：不仅是时间，历史书写也不同。殖民者带来了新的历史宇宙论，这与殖民地的宇宙论冲突。例如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对南亚的研究，他指出殖民地处理过去的方式与现代英国史学相冲突，英国史学的输入抹除、湮灭了殖民地的传统，这是两种相冲突的宇宙论体系。更晚近的普里娅·萨蒂亚（Priya Satia）在《时间的怪物》（Time's Monster）中说，这种历史框架和范式被殖民者当作武器。

普里娅·萨蒂亚著《时间的怪物》

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印度人不仅没有历史记录，而且对年代问题以及对清醒真理与历史范围内的论证毫无兴趣。这是所谓文明化者的语言。桑杰·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等人所著的《时间的纹理》（Textures of Time: Writing History in South India, 1600–1800）有力地质疑了“印度没有历史书写”的说法，他们指出，印度也许没有专业历史学家，但在其他文类中显示出历史意识。

更强有力的观点来自阿希什·南迪（Ashish Nandy）或维奈·拉尔（Vinay Lal），他们提出，印度本就缺乏历史意识，但这反而更好。维奈·拉尔写道，印度选择放弃历史话语，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安然维持这种状态，文明的延续与繁荣，并不必然需要历史叙事作为基石。恰恰相反，大学通行的历史叙事有可能带来文化层面的种族灭绝、政治层面的权力剥夺，摧毁知识与生活方式的多元性。把时间制度的历史解读为殖民者强加给被殖民者的工具，是非常强有力的论证，我们不能简单否认。

维奈·拉尔著《历史的历史》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时间。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不同语境中，通常有多种时间制度同时存在、相互竞争，而不是简单地一个取代另一个。

第一，许多人生活在多重时间制度中。凡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的著作清楚表明，即使在1884年人类已经建立了世界标准时间，仍没有消除人们生活中的多重时间制度。奥斯曼帝国的相关研究明确显示，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怀表同时显示奥斯曼时间和欧洲时间。今天的钟表也可以显示世界任何地方的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经历多重时间制度的持续。

再以日本为例，今天日本仍流行着一些解读时日吉凶的书，例如什么时间适宜婚嫁、适合远行等等。实际上，这些时间充满象征意义。这意味着，地方性的时间制度仍具有巨大的现实影响。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斯特凡诺斯·杰罗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娜塔莎·惠蒂（Natasha Wheatley）主编的《权力与时间》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强有力观点：许多学者只看到了多重时间制度的重叠，但所有这些时间制度本身的逻辑都附带有权力关系。谈不同的时间，就是谈不同层面的权力，时间的修辞就是权力的修辞。

《权力与时间》

第二，即使人们使用殖民者的时间，也可能是策略性的。大塚久雄在某种程度上主张全盘采用西方的时间制度，但这带有一定的策略目的：他希望日本实行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最有影响力的策略性借用之一，是内藤湖南（Naito Konan）对现代性、现代化理论的借用。另一些历史学家策略性地反对殖民者时间，例如战时日本京都学派试图书写一种坚决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历史。

第三，策略性倒置。所谓策略性倒置，形象来说，就是用主人的工具拆主人的房子。一些人采用殖民时间的逻辑，但把它颠倒过来，例如内藤湖南对现代化概念的利用和唐宋变革论的策略性倒置。根据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人提出的社会分化理论，现代性可能始于法国大革命，或早几年、晚几年。但内藤湖南不这么认识，他认定现代性始于10世纪。这个理论也带有政治性，不是中立的。据我所见，尚无西方现代化理论家认真地回应这些问题：科举制中是否有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萌芽，宋代印刷技术革新后是否出现了类似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策略：使用西方的叙事但重新书写它，让自己的文明首先脱颖而出。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佛教僧侣释宗演（Shaku Soen）。1893年，他参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他认为事实上，佛陀的教导与现代科学完全一致，因为神是进化的神，进化意味着进步。这种观点会令现代人困惑，在他看来，佛教相信的轮回是一种进化思维，因而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很长时间才发现的东西，佛教徒早已知道，如果西方试图用现代科学来启蒙我们，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发展性思维一直是佛教思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策略性倒置。

全球语境与多元时间治理

在全球背景下，19世纪末这种时间制度的变化不只是话语、概念或词汇问题，必须将其与19世纪末重大政治社会变化结合起来思考。如果一个社会采用格里高利历、钟表时间和西方历史范式，如日本，第一，这与新兴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相关联；第二，这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第三，与技术变革相关联——多数国家的时间标准化最初与铁路相关，也与最先进的计时技术相连；第四，显然与资本主义转型相关联，更确切地说，与工作场所和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相连。柏林有一幅涂鸦，主题是：时间抓住并囚禁工人，这很好体现了时间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最后，与全球化相关联。全球化显然是采用这套时间制度的关键维度，因此时间的变化，包括钟表和日历，尤其是历史时间，不只是殖民者所强加，而是与历史进程中许多社会发生的根本转型相连。所以，殖民时间不只是其本身，亦是一系列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

时间与锁链——柏林某处涂鸦

我还想谈谈欧洲钟表进入早期现代日本的历史。

最初，欧洲钟表被称为“大名钟”，因为只有封建领主“大名”才买得起。这些钟在欧洲被生产出来，于17世纪由荷兰人带到日本。它们是早期现代的高科技产品，内有弹簧储存能量，并基于最先进的金属工艺，能够每天均匀报时，不分白天黑夜，无论春夏秋冬，每个时段的时长始终相同。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使用这些欧洲钟表的呢？和大多数亚洲地区一样，日本有着灵活的时间系统：他们将日出到日落的时间分成六个相等的时段（夜晚亦是如此）。那么，钟表如何与灵活时间系统互动？日本人采取了非常奇特的策略：他们调整钟表，而不是调整时间系统。他们加砝码，让钟表测量不同长度的时段，一天调整两次；他们添加不同钟面，以供不同季节使用。他们尽可能在不破坏欧洲早期现代这一技术奇迹的前提下，去改变时间仪器的精确性。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宇宙论，而是通过改变技术，使之与本土宇宙论一致。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将公共时钟置于画面显眼位置，是描绘现代生活与文明进步作品的典型手法。这幅歌川国松（1855–1944）创作的木版画，呈现的是横滨神奈川县厅的钟楼。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这很容易被仅仅解读为不同文化的差异。以美国纽黑文（New Haven）为例，今天的纽黑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人们会认为它不受本土宇宙论影响。但1820年代初，纽黑文市政厅得到一座新钟，属于精密仪器，每小时均匀报时。纽黑文人非常愤怒，他们不喜欢它，因为他们也使用灵活时间系统，不均匀地划分时间。当地报纸写道，让一座公共时钟告诉公众错误的时间，那是不对的，一座一年只说四次真话的公共钟，只是公害。所以，早期现代日本和1820年代纽黑文，在大众反应上非常相似，与太阳相关的、灵活的、地方性的传统时间系统，受到了技术的挑战。

几十年后，荷兰人在日本的时代早已过去，美国人于1853年来到日本，1870年代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钟表再次到来。考察1870年代日本银座的照片，那里已然到处都是钟楼，灵活的时间系统迅速消失了。17世纪，日本采用的还是灵活的时间系统，1890年代已不再如此，这正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因此，与其谈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或者像某些人一样只谈东方和西方，我们更需要关注影响各个社会的时间转型的历史，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

最后引用一句话作结语：正是通过不断区分“什么是西方的”与“什么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话语得以被复制。

（本文内容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2026年9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进行的同题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吴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田思勉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