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花钱买别人的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星海情报局 ，作者：星海老局

一部分中国人，正在花钱买另一部分中国人的命。

乍一听好像是什么很不得了的社会黑幕，其实根本就是生活的日常。

这世界上最大的公平，就是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你多花一个小时用来打扫卫生，就少了一个小时的工作或休息的时间；而如果你请阿姨来家里打扫卫生，那么你虽然花费了一部分钱，但时间上就自由了。

因此，你请阿姨来家里打扫卫生，本质上就是花钱买了阿姨一个小时的人生。

听上去有点残酷，但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是这样运转的：

买商品，买的是凝固在商品里的时间。

买服务，买的是现货状态的时间。

而当今，中国的消费，正在完成一次结构性的大转身，我们正在从一个以“买商品”为主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以“买服务”为主的社会。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从“购买他人的凝固态时间”，变成“购买他人的现货时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46.1%，比2020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而在城镇，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48.4%。而与之相对的，恩格尔系数则降低到了29.3%——中国老百姓每花出去100块钱，有46块钱都花在了服务上。

增速与结构的数据更能体现出这种趋势：

2025年全年，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5%，持续跑赢商品零售的3.8%，而且差距还越来越大，2026年的1-8月，服务零售增长了4.9%，而商品零售只剩涨了1.0%，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整体增速也被拖到了1.1%。

从2020到2025，中国人在饮食服务上的支出已经翻倍，增长103.7%；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71.7%；医疗保健支出增长39.6%。但在商品侧，情况则完全不同：汽车、家电、家具、装修等等都在往下掉，几乎全靠“以旧换新”的国补在撑住战线

图片来源：《财经》杂志，《中国消费换轨：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花钱了，大家只是不那么喜欢买东西了。

照着这个趋势走下去，十年之内，中国的消费模式便会从商品主导转为服务主导。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的消费大转型，看看中国人是怎么从“买商品”变成“买服务”的，再看看这些变化，能反映或解答哪些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

“买服务”必然成为主流

在老局看来，服务消费取代商品消费的主导地位，几乎是必然的。

第一个，也是最底层的因素，是“时间”。

说得更露骨一些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不得不花钱来买时间的阶段。

根据欧美日韩等国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一个神奇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贵，“自己亲力亲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在家买菜做饭固然能省钱，但前前后后怎么也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一个小时本可以用于工作、休息、社交或者陪伴家人的。所以，与其自家花时间做饭，不如点外卖或者出去吃，用别人的时间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美国人、日本人已经给我们演示过一次了。

1978年，美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此后的十二年时间里，美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商品消费的占比则开始下降——从1970年到2024年，美国人的服务消费占比从50.7%一路涨到68.5%。

日本的情况也是类似，8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人均GDP也突破了1万美元关口。随后，在日本也出现了服务消费取代商品消费占主流的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甚至能免疫经济下行的影响，因为在哪怕日本遇到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哪怕遇到了资产泡沫破裂，但从1990年到2025年，日本家庭服务消费占比依旧从49.5%上升到了56.9%。

在中国，相关数据也可以佐证这种心态上的变化：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一年全国的即时配送订单量大约是191亿单。而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500亿单。类似地，2019年全国的餐饮收入大约是4.67万亿元，而到了2025年，则变成了5.8万亿。

可见，过去是花时间来省钱，现在是花钱来省时间。

当下，中国人均GDP已经来到了接近14000美元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时间也在变得越来越值钱。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父辈们那样亲力亲为了——真不是年轻人变懒了，而是时代变了，真像老辈子那样每天下班之后还坚持要买菜、做饭、洗碗，那我的游戏、短剧、社交、猫猫狗狗可怎么办啊？

因此，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花钱买时间”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直到未来某天“买别人时间”的成本比自己来干更高，这种选择才可能出现逆转。

欧美过高的时间价格，导致“花钱买时间”变得不划算，又回到了亲力亲为的路线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欧美家庭总要有很多工具。

服务消费必然取得主导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发展会让“凝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便宜。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服务消费占主流和服务消费价格贵，两者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典型案例，就是今天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遇到的“商品便宜服务贵”的局面。

欧美超市里的商品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商品里面是“凝固态的时间”，是可以被储存、运输的。特别是全球分工与现代物流的发展，使得时间昂贵的发达国家可以很方便地就从别处购买到更廉价的“凝固态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套利”，欧美发达国家可以用本国高附加值产业的一小时劳动，去交换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所需的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劳动，从而把廉价的“外国时间”变成本国超市里的便宜商品。

但服务就不一样了，服务是“现货时间”，而“现货时间”是不能被储存、运输的。剪头发、看牙齿、做按摩这些事情，发达国家的人也只能在本地现场解决，购买的是同样昂贵的本地人的时间，所以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

美国各州剪头发的平均价格

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被欧美发达国家“套利”的对象，所谓“十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讲的就是这事儿。

但现在，哪怕中国的用工成本其实已经显著提高，且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的用工成本比中国低得多，却依旧没有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原因就在于，尽管他们有更便宜、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中国由于掌握了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较高的自动化水平，最终使得中国商品里的“凝固时间”还是更便宜。

这也就意味着：商品里的“凝固时间”会因技术进步而被稀释到一个非常便宜的程度。而面对越来越便宜的商品，人们并不会多买几件备着，而是会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家里有一台冰箱、一台彩电就已经满足了，但是旅游、看演唱会是可以玩儿起来没够的

两相结合就导致：商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一定会不断下降；而人们新增的收入、时间和需求，会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养老、文旅、体验等必须由本地人力即时提供的服务。

最后，第三种促使服务消费占据主流的机制，则是城市化和互联网。

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背后，有两个最重要的发动机，一个叫城市化，一个叫互联网。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发动机给中国带来了海量的商品消费增长点：城市化意味着海量的家电、汽车、家具；而互联网则意味着海量的商品SKU、快递包裹、移动支付——工厂和品牌，开始直连全国和全球消费者，下沉市场的商品需求也得到了充足的释放。

城市把人聚集起来，互联网把交易成本降下来，两者叠加，共同造就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商品消费的爆发式增长。

而在服务消费的时代，这两台发动机其实也还在发力：

其一，城市化带来了“密度经济”。

一个几百上千口人的小镇，其实也有健身、托育、保洁的需求，但客户太少，很难养活一家专门的门店。而在北上广深这样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因为人口密度极高，几公里半径内就能聚集几十上百万人口，于是零散的需求便能汇聚成稳定的市场——理发、餐饮、维修、养老，甚至上门喂猫、陪诊、收纳整理，都能找到足够的客户——人口密度越高，服务半径越短，进而使得人员、设备和场地的利用效率也越高。

因此，城市化不只是提供了更多消费者，更让许多原本“不值得专门提供”的服务，开始具备了商业化条件。

其二，互联网则完成了服务业的组织化。

商品是可以用有明确规格、型号和定价的，但服务则不同，同样的一个任务，谁来做，怎么做，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以家政服务为例，保姆、护工最靠谱的渠道往往是熟人的介绍，选择范围小的同时，匹配效率也并不高，而且事后有什么矛盾追责也比较麻烦。

但现在，因为平台的出现，现在服务业已经完成组织化了——外卖和打车平台的存在，事实上已经把做饭、配送、客运这些典型的“服务业任务”给标准化了。换句话说就是，“现货时间”也渐渐被凝固，开始成为了可以进行搜索、比较、预约和评价的“准商品”。

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化把人口聚集起来的同时，也聚拢了需求；互联网则降低了这些需求组织起来的成本，整个服务业的交易成本都被打了下来——越来越多本来在家庭内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开始转为向市场购买：做饭变成了点外卖、打扫变成了请保洁、接送小孩变成了叫网约车......

并非是人们多出来了什么新的需求，而是原来的那些必须靠自己解决的需求，如今终于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购买了。

至于“老龄化”对服务消费增长的利好啥的，就更不用多言了。

向服务消费的转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一般而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服务消费就会逐渐增多，而当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服务消费则会进入加速发展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来到了接近14000美元的水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来到服务消费加速发展期的前夜了。而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而言，消费模式的转换，不仅会带来商业上的冲击，更会带来社会性的变化。

这个命题过于宏大，我们没办法完全展开叙述，只能举一个小小例子来说明一下——比如，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反感“加班”和“调休”了。

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变懒了，而是消费的结构变化了。

在商品消费时代，钱和时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出卖自己的时间换工资，用工资来买商品。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幸福感来源：商品买到手以后，幸福感就会持续很久，只要你用了就能获得幸福感，不用也不会消失。

服务消费时代则不同：虽然依旧出卖时间换工资，但这次买的却是服务，而且还必须保留一部分时间来消费这些服务，过期不候的那种。

商品时代，消费能力主要和钱有关。

服务时代，消费能力不仅和钱有关，也和时间挂钩。

从这个逻辑来看，我们就能看清“加班有害”的经济原理了——在工资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加班并不能真正提高一个人的时间购买力，反而会把他进一步锁死在“所有事情都只能自己做”的状态里。

一个人如果收入足够高，他可以通过外卖、保洁、托育和网约车，把大量生活琐事外包出去。加班虽然侵占了时间，但至少赚到的钱还能帮他从别处赎回一部分时间。

可如果工资不高，那么“加班”就完全是另一笔账了：白天把时间卖给公司，晚上回家还得自己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加班赚到的钱，不足以购买服务，而原本可以用来处理生活、恢复体力的时间，却又被工作吃掉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挤压：钱没有多到可以购买别人的时间，自己的时间却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越加班，越没时间自己做事情；越没时间自己做事情，就越需要购买服务；然而，越需要购买服务，越发现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别人的时间。

最后只能进一步压缩睡眠和休息，来处理那些本可以在正常时间段里处理的问题。

这生活幸福感要是能高，那才是奇了怪了。

如果说“加班”影响了时间的多少，那么“调休”的问题就在于它改变了时间的“形状”。

一个完整的周末，和一堆被打碎的休息时间，实际价值完全不同——三天连续的假期最多只能去隔壁省会逛逛，只有至少七天的连续假期，才敢去新疆、西藏玩玩。

以今年的调休情况来看，虽然整体加起来，中秋国庆一共放了10天，但在前面三天和后面七天之间，还卡了三个工作日，前后还更是占用了一个周末——这就很耽误事儿了。

所以，调休并不是简单地把几天假期从这里挪到那里，而是把本来可以正常享受的时间给切割成了碎片，导致账面时间好像很多，实际上却根本没时间享受。

因此，加班还是调休，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会变得如此惹人讨厌，根源就在于它们实质上冲击了每个人的时间，进而冲击了消费能力。

结尾：是时候建设“时间基础设施”了

从这几年的政策脉络来看，服务消费显然已经不是商品消费之外的一点补充，而是被放在了扩大内需的长期方向上。

202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商务部等九部门又推出5方面19条措施，一边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一边通过消费新场景、财政金融支持和数字化，继续降低服务消费的交易成本。到了2026年，政策进一步聚焦交通、家政、网络视听、旅居、汽车后市场等新增长点，并提出按照“一业一策”的思路完善支持政策。

这说明，政府提振服务消费的思路，并不只是发几张消费券、办几场促销活动，而是在做三件更长期的事：增加供给、降低门槛、改善环境。

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已经开始触及我们反复提起的“时间”——2025年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同时强调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同年，九部门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政策在提出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时，更是直接使用了“增加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时间”的表述；对于文博场馆和景区，则提出因地制宜延长营业时间。

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服务消费不是有钱就够了，还得有时间。

你补贴一个人五百元，他未必能立刻去新疆旅游；但如果他有钱、有年假，还能自由安排出发日期，这笔消费需求才可能真正发生。

所以，商品消费时代和服务消费时代，需要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全一样。

商品时代，我们修工厂、建仓库、铺物流、完善供应链，让商品能够更便宜、更快地到达消费者手里；而到了服务时代，除了建设景区、医院、体育场馆和养老机构，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整套“时间基础设施”——让消费者有尽可能充足的时间来享受购买的服务。

这套“时间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带薪休假、错峰休假、社区托儿所和养老院、夜间开门的博物馆、更好的地铁换乘......等等等等。

商品消费主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很多那个年代传下来的老思维，也该更新换代了。

毕竟，消费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把数字做大，而是把日子过好。而好日子，并不只看财富多少，也要考虑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多少时间真正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