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的中年，另寻鼓点而行

尽管中年时期有具体的年龄区间（比如35-55岁），感知上却是时常缺失的，一旦判定自己不再年轻，就开始回顾人生，一旦回顾人生，仿佛就此走到了尽头。做出关键性选择的阶段已经过去，令人憧憬的可能性被一一夺走，生活变得乏味，不只是对乐趣，对疲惫甚至痛苦的感受力也在消退。另一方面，生活没有日渐清晰，反而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或更深重的无常。混乱中一道光束，照亮希望和失望累积的落差，中年人知道了什么不会成真，挥别一旦到达便无法返回的所在。这个乐观主义开始消退的时刻，有些人视为危机。危机面前，特权无用。不论《护工不是人》里42岁才搬出母亲家、转眼遭遇组织家庭失败再次搬回母亲家的迈克，还是《掩耳盗铃》里因事业与婚姻双双遇挫而感到相对匮乏的中产安德鲁，都平等地走进属于自己的困境，准备好踏上下坡路。

《护工不是人》剧集海报

一项研究结果却反直觉地表明，我们从中年才开始走上坡路。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在30多年前画出的幸福感曲线呈U形，幸福感随年龄增长先递减后递增，40-50岁位于曲线低谷。这解释了中年时期的各种不适——幸福感从青春时期的至高点一路下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尽快扭转局面？《谈论中年》认为重要的是“反思”。这本书源于德国爆款播客《中年》，两位主播——政治学者卡特娅·比加尔克与建筑师玛丽塔·舒瓦茨——在关于生理衰退、外表变化、育儿养老以及兴趣、友谊、爱情的对话中重新定义了中年，它是我们距离自由很近的地方，是我们不该再被种种羞耻感阻碍，开始思考、谈论与行动的人生节点。

卡特娅有件比基尼，只在她去希腊海湾时穿过，那里人人穿着超紧比基尼，肉眼可见地享受着穿着尽可能少的衣服在海里游泳，让身体尽可能多地晒到太阳。孩子在场时也一样，对身上的岁月痕迹也毫不在意。人群中，卡特娅那件挑战自我的比基尼毫不起眼。那是能让人理解比基尼、理解穿衣自由的场景。在他人的负面凝视中，我们步入中年，不同的体态、发色、发量产生了另一种身体羞耻，对时尚兴趣的减退也源于这种羞耻。掩饰变化或模仿年轻，仍将自己置于被动，还导致了中年形象的缺失，助长衰老中的身体在公共空间里的隐匿。如果不再对衰老的过程进行尽可能自然的人为干预，该怎么做？两位主播介绍了培养“身体骄傲”的方法，比如为身体从运动中迸发的能力，或为身体的各种感觉而喜悦，以对抗“身体羞耻”。当然，如果更多人能够对年龄少点大惊小怪，就不再需要时尚名人率先公开承认自己的白发，或像主播们说的，“还能穿吗？”就会变成一个多余的问题。

变革的社会将看见各种人群、各种生活模式的优点，也改变着传统小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中年人是家庭中的强势群体，但明智的做法已经不是用权力凌驾上下两代，而是小心翼翼地保留和培养他们各自的自主性。中年人照护父母不只是简单的角色互换，不管情况多复杂，忘掉子女对父母的偿还或亏欠吧，我们可以将养老视为一种代际团结。同样触动人心的还有一份对友谊的洞察，每段友谊背后都藏着一个核心冲突，且终将在某个时刻被表达出来。“我几乎在自己培养的所有友谊中，都发现了可能的深渊。”卡塔娅说，或嫉妒心作祟，或彼此情感浓度不同，或双方意愿不一致。有些友谊在冲突中消散，有些悄然内爆，幸存的则在冲突中生长。陪伴到中年的朋友圈子多已成熟，出入自在。即便是几年未见的朋友，再见面时仍可以一起做毫无意义的事，说着傻傻的话，而很快感到自己活力四射。

“人到中年，依然可以结交大量新朋友，但往往不像年轻时那样，展望着将一个新认识的人编织进自己的人生。”戴安娜·阿西尔这样写，正因为她不仅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这么做了。她的自传体小说《葬礼过后》记录了埃及流亡作家迪迪与她生命交缠的五年，这也是抑郁症患者迪迪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们之间有过互相吸引，阿西尔将自己的冲动归因为一部分的母性交织，失去过一个孩子后，她比过去更“能够哺育、庇护并安慰某个人”，而迪迪的一部分大脑和全部的情感，仍同他七八岁时一样年轻鲜活，直接触及了她被人需要的需求。但他们更多时候因为迪迪处理自己痛苦的方式而互相折磨，在这场“游戏”带来的痛苦中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阿西尔没有彻底改变迪迪从童年起就“使人无法忍受、必须离开”的命运，但也无期限无条件地收留着他。“这也是一种别样的解脱——不是摆脱外界的压力，而是释放内心的情感。” 他们给彼此写下因为准确而显得冷酷，但又饱含深情的长信，迪迪向她坦白自己的日记本是用来释放抑郁以维持生活正常的唯一途径，他通过必须是秘密的、自知是曲解事实的日记进行自救。阿西尔回忆这一切时，明白了日记至少拖延了他的死亡。迪迪需要从别人的反馈中看到一个他能接受的形象，从而取代他本来的样子。他把日记摊在桌上，真的不是引诱阿西尔去读，相反，日记被读走了真的会令他崩溃！“一个人在无力自卫的童年时代承受了严重的摧残，以至于他真真切切地无法忍受自己。” 只有偶尔与一个不会被蒙骗、依然接受和原谅他的人谈论自己才会让迪迪真正放松。由此阿西尔成了迪迪死亡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可惜这是一场长久的对峙。阿西尔悲哀地说，爱也是徒劳的，“可以预见的情况也只是他将拥有更多他并不相信的爱”。他确信自己不配被爱，因此必须受到惩罚。  

迪迪失衡的人格、忍受痛苦的方式、悲剧的命运，极端地印证了詹姆斯·霍利斯在《被困住的人：中年人生的觉醒与重启》中提出的“创痛视野”，它是希腊人的古典想象识别出的一种病症，也称为“悲剧性缺陷”。每个人都有看待世界的透镜，它被个人、家族、文化历史扭曲。原生家庭经这位荣格派心理学家解释为“无意识中承载着的独特的神话重负”，它与基因，以及充满了隐性和显性信息的时代精神一样，既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认知做出正确选择，其实只是在每天起床时欣喜地宣告：今天我要干些蠢事了！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处境，孩童时为了规避不可控的环境要求——或更常见的，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以获得期待的回报——而构建出临时身份。“临时”无关时效，无意识领域里时间是永恒的，童年时内化的体验主宰一切。个体对环境适应得越深，临时身份与真实自我之间、多个临时身份之间分裂的痛苦就越强烈。“可以毫不讽刺地说，人生上半程多是一场巨大的、无法避免的错误。”  

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困住我们的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对创伤的防御机制。威廉·特雷弗的短篇集也叫《被困住的人》，受困于家庭、孤独、爱欲、幻觉、晚年的普通人群像表明了作者相似的态度，人性幽微，困境重重。霍利斯的乐观之处在于，他强调混乱中的生命力。这里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悖论（与U形曲线相似）：正是当我们感到最恐惧或最缺乏许可之时，往往能找到通向意义的最大空间。前半生我们必然受制于某种支离破碎的神话体系，接下来就要“另寻鼓点而行”了。霍利斯开辟“中年之路”，以期走出人的困境。

只要感到不适，中年就算开始了。“中年之路”的源头是孩童时开始形成的临时人格，它与本能自我的冲突会显现在亲密关系中，酿成自内而外的情感风暴，或对危机和损失作出爆发性反应。我们寻求的疗愈，其实是种觉知，中年是人生中觉知的时刻，发现包裹自身的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复杂谜团。霍利斯相信人人值得经历一次深刻的治疗性相遇，为了让生命更富趣味。他引入了“自性”这一有用的虚构，它是种超阶现实，本质上是不可知的，但能自主表达自身。说到底，中年最大的问题是“认识你自己。”“自我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自我始终在行动中显现，而行动始终意味着关系。” 荣格坚持自我的多重性，而“自性”是一种“生成行动”而非“静态存在”。这样，“自性”从名词变为动词，“自性化”（也译为“个体化”）以身体的、情感的、智性的方式，永远寻求更进一步的表达。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年或许是这样问自己最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