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东晓：中期选举难撼中美大局，战略稳定绝非“冷消极稳定”

【编者按】

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为观察两国元首互动和共识落实提供新的窗口。

当前，中美正在探索新历史阶段的相处之道。元首共识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成为两国关系需要夯实的“地基”；从“5年5万”到“5年10万”，人员往来如何进一步增进理解、深化合作，决定着两国交流的“桥梁”能否越架越宽；面对经贸、人工智能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竞争与分歧，如何让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考验着双方能否不断完善风险管控的“护栏”。

此时此刻，探讨这些并不是要推倒过去、另起炉灶，而是在新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下，对支撑两国关系运行的共识基础、交流网络和风险管控机制进行修复、补强、扩容和更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基础设施’重塑：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特别报道”，倾听来自中美两国、不同年龄和不同领域的亲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地基”如何夯实、“桥梁”如何拓宽、“护栏”如何完善。

“过去美国看中国是从‘后视镜’里看，如今如同在高速公路上并驾齐驱的两辆车，需要更多地从‘侧窗’来平视。”谈及中美力量对比与代际认知演进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在他看来，这种“平视”认知的确立，正是理解当下中美关系底层逻辑的钥匙。当前两国关系处于不愿叠加新风险的“战术性休战”状态。从经贸博弈迫使美方调整预期，到确立“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核心并非回避矛盾，而是在直面大国竞争客观现实的前提下，以底线思维制度化地管控竞争、防范危机失控。

作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及资深二轨对话专家，陈东晓长期深耕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与全球安全治理。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他系统剖析了关键政治周期与多边外交节点，美国中期选举虽影响国会格局，但鉴于行政当局的外交自主权及两党对华战略共识，难以对中美大局构成颠覆性冲击。即将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是以多边议题带动双边机制落实、推进务实交流的关键窗口。

上海国际问题院院长陈东晓在“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活动致辞。 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在谈到澎湃新闻10月30日举行的“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活动上“寻找‘基辛格’”这一话题时，陈东晓指出，大国相处之道既需要顶层战略沟通的关键人物，更离不开各类交流网络的托底。对于可能改变美国国会两党格局的中期选举，陈东晓则指出，中美关系要超越选举波动与政治周期的干扰，不仅要以“平视”与“国际责任共担者”的成熟心态推进对话，更需继承老一辈在真诚倾听与换位思考中积累的相处智慧，重拾文明与思维层面的相互欣赏。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美“战略稳定”新定位的演进与新意

澎湃新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最初提出，到此次进一步以“尊重、公平、对等”丰富其内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一定位的逐步形成，分别体现了中美双方对当前两国关系怎样的判断、关切和努力？与过去有关中美关系的战略表述相比，它最值得关注的新意是什么？

陈东晓：通过现有的公开报道，这一新定位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

首先是经贸博弈迫使美方调整预期。2025年中美经贸战是一个关键背景。当时美方企图简单依靠关税战高压手段直接把中国“打服”，中国在极限施压下动用了稀土等反制手段，加之美国自身债市、股市出现动荡与不稳定，美方充分认识到单凭高压手段不可能压服中国。双方随后进入事实上的“休战”状态，美方也认识到中国已远非原来预想的那样容易制服，开始对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产生新的认知。

其次是高层互动推动“稳定”共识的酝酿。到了2025年年底釜山APEC峰会以及2026年春节期间两国领导人互通电话，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关系要平稳推进，美方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方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2月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战略稳定”与“战略平衡”。这表明美方当时主要是从经贸现实出发，认识到中美作为两个经贸大国不可能完全脱钩，双方都承受不起大规模贸易战。

最后是战略定位的确立。王毅外长在4月同鲁比奥通话时，中方正式提出构建具有“战略性、稳定性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同美方此前释放的“稳定”诉求形成了战略呼应，双方都认为最关键的是要稳定双边关系。在今年5月的北京会晤，两国元首正式认可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美方随后附加了“公平”与“对等”，经过7月外长会面跟进落实。直至9月，最终明确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这种共识之下，双方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的认知温差。美方具有极强的经贸现实逻辑：美方强调的“公平”与“对等”，更多是从具体的经贸议题出发，在禁毒合作、扩大农产品和能源采购等方面的诉求，是为了满足其国内产业工人和农业选民等现实政治需要。美方的视角是短期的和交易性的，更谈不上考虑如何穿越政治周期。

中方则着眼于整体性与长远愿景，在公平和对等之外突出强调“尊重”，站位更高、眼界更宽，体现的是一种全局性认识。中方不仅希望稳定眼前的经贸摩擦，管控未来两三年的关系，更希望这种稳定穿越特朗普任期，甚至超越美国的政治周期，构建起真正长效的大国相处范式。

与过去的传统战略表述相比，“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值得关注的新意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直面“大国竞争与全球治理并存”的新战略环境。过去谈中美关系往往较少公开讲竞争，更多强调以合作为主。而当前大国竞争已成为突出的客观现实。新表述不再回避这一点，而是正面承认了竞争的客观性与长期性。新定位的核心要义，正是在直面竞争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制度化地管理好竞争，防范危机失控。

第二，双方提出要基于“尊重、公平、对等”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实际上双方都默认了目前双边关系在处理原则上远未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公平与对等，现状也达不到真正的战略稳定。双方没有停留在回避矛盾的虚饰上，而是务实承认现状落差，并把这些原则立为推动未来关系重回正轨的长远轨道与行动准则。

第三，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绝不是两个平行体系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消极稳定”，而是充满积极作为的动态稳定。新定位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作为，即不回避分歧的同时在各领域积极管理竞争，加强务实合作，为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筑牢坚实底座。

从共识到行动，新定位如何真正落地

澎湃新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从元首共识和战略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政策实践，下一步最需要落实哪些工作？双方应如何将“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到经贸、安全、科技、人文交流等具体领域，并形成能够持续推进和检验的行动安排？

陈东晓：最紧迫的障碍在于双方执行力落差巨大。中方落实能力强，而美方执行力很弱。

落实原则的关键在于机制建设。目前中美经贸机制起步早，相对成熟。军事安全沟通仍在恢复，人工智能合作等科技机制刚搭建，人文交流领域如留学生签证等不对称性依然明显。

在推进路径上，我个人建议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实行“分篮子管理”：将大学基础教育等“低垂的果实”放入“绿色篮子”快速推进以形成示范，将争议领域放入“黄篮子”务实协商，将高敏感领域划入“深红篮子”隔离风险。同时，必须破除美方“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的政策内耗。

澎湃新闻：这一新定位目前仍面临哪些主要阻力和不确定性？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对它的真实接受程度如何？它能否超越一届政府、一次选举或一段关系缓和期，成为具有跨周期稳定性的双边关系框架？对此，中方应该抱有怎样的理性期待？

陈东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虽然已获得两国元首和美国政府在正式政治层面的认可，但目前在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的真实接受度仍面临不少阻力和认知误区。

最大的阻力在于美方内部此前缺乏充分讨论，容易将“愿景”与“现状”混淆。最初美方战略学术界、精英层和国会并未认真探讨这一提法，以至于反响平淡甚至产生误解。目前，美方自身尚未形成一套解释该定位的完整叙事，而中方正积极争夺话语权并给出系统说明。随着对话深入，美方虽在如何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等具体问题上仍有保留，但在原则层面上，包括认可建设性、战略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以及通过对话管控竞争、设立“护栏”等议题的接受度已在逐步提高。

至于这一框架能否超越选举和政治周期，成为跨周期的稳定框架，我认为是有现实基础和可能性的。这种跨周期的基础主要源于三大约束：一是客观现实的硬约束，中美谁也打不起核战争，经贸彻底断裂的代价谁也无法承受。二是实力对比的现实，中国力量的发展促使美方必须将中国视作平等的对手来认真对待。三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离不开中美合作。美国有识之士都清醒地看到，缺乏管控的高强度竞争极其危险，稳定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美国两党政治中“否认上一届政府政策”的政治惯性。但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对华政策在政党轮替时往往“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新政府会否定前任的词汇与框架，但在实质政策上却存在高度继承性。如今美国两党已逐步形成共识：对华单靠打压遏制行不通，必须坐下来通过规则和“护栏”来管控竞争。

因此，中方的理性期待应当是：既要对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波动保持清醒，不指望美方一夜之间完全按照中方定义来行事。同时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利用客观现实对美方的硬约束，持续向美方输出我们的框架与原则，通过积极作为倒逼美方延续战略稳定的共识，最终推动这一愿景转化为跨越周期的机制性约束。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1日，美国纽约，选民在华盛顿堡大道军械库内的投票点排队投票，当日是中期选举提前投票的最后一天。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美国中期选举可能改变国会政治格局，并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空间。您如何判断中期选举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元首共识落实的影响？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和未来政府更迭，中国应如何增强对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

陈东晓：中期选举可能改变国会政治格局，但并不必然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巨大冲击，具体研判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首先，国会格局变化对特朗普政府议程的干扰主要集中在国内政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在对外事务上，行政当局本身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操作空间，即便特朗普精力受到一定牵扯，外交政策的自主裁量权依然较大。

其次，民主党即便控制国会，其核心目的也是削弱特朗普未来两年的行政能力，重点未必会全部放在推翻对华政策上。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存在较多共识，全面推翻现有框架的动力不足。需要注意的是，在涉台军售等局部议题上，国会对特朗普此前延迟军售一直存有不满，选举后国会两党可能会在推动对台军购方面施加更大的现实压力。

再者，特朗普本人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决策风格。他在与对手博弈时往往不会完全被两党的反对声音所左右，仍会按照自己的判断推行政策。只要其精力未被国内政治调查完全消耗，且国会未将对华政策作为首要打击目标，他本人在维持对华关系稳定方面就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中期选举和APEC峰会会晤前景

澎湃新闻：即将在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成为观察中美关系下一步走向的重要节点。您如何看待中美元首可能举行的第三次会晤？在前两次互动的基础上，此次会晤最值得期待的议题与成果是什么？

陈东晓：首先，在形式与定位上，中美元首前两次会晤均属于正式的双边峰会互动，而有可能在APEC多边平台上举行的第三次会晤，更多呈现为参会期间的“工作交流”或“工作访问”形式，属于边会性质。

其次，在多边区域合作层面，APEC会晤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美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主要期待在于争取美方支持中方在APEC期间设定的各项议程与规划顺利达成，特别是在亚洲共同体建设、亚洲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促使美国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从而助力多边协议与共识的达成。

再者，在双边成果与机制推进层面，会晤旨在在5月与9月两次双边互访奠定的基础之上，继续夯实并推动关键机制取得更新进展。当前双方在经贸磋商、人工智能对话以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机制化沟通仍在持续商谈中。虽然APEC边会性质的接触未必能在当下带来突破性转变，但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两国在巩固既有共识的前提下，一步一步推动双边机制建设向前迈进。

从“寻找基辛格”到培养下一代桥梁建设者

澎湃新闻：您长期参与中美智库交流和二轨对话，在您看来，当前恢复和拓展中美交流，仍然面临哪些实质性阻碍？这些阻碍主要来自政治氛围、制度限制、安全顾虑、社会情绪，还是双方认知和人际网络的断裂？哪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哪些需要通过长期、制度化的努力逐步克服？

陈东晓：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与美方意愿变化来看，两国关系目前处于一种“战术性休战”状态，尚未实现实质性缓和。双方虽都不愿为已经紧绷的关系再叠加新风险，但美方在涉台、军售以及对华经济科技打压等核心关切上并未实质性降低压力。

在美方智库与学术界内部，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与战略防范心理。一方面，美国西海岸的智库或学术机构相较于东海岸，看待中美关系的多元性、复杂性及进一步交往的积极性相对更高，而东部机构对双边困难的审视更为严厉。

另一方面，美方各大机构对涉华研究的资源投入普遍增加，但其研究设定往往以“中美竞争是否会升级为冲突”为预设场景。美方尤其热衷于与中方就核安全、涉台等重大战略安全议题展开对话，核心动机在于摸底中方在涉及美方利益问题上的底线，防范因中国综合实力与积极进取姿态而引发直接冲突。

从当前恢复和拓展中美交流的深层困境来看，双边往来面临的阻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安全审查、机制萎缩、认知偏见与人际网络断裂交织的综合结果。

首先是官方行政干预与安全审查泛化带来的现实阻力。美方对安全顾虑的过度渲染已直接侵蚀到正常的学术往来，这种制度性与行政层面的高度不确定性，极大挫伤了两国学者双向奔赴的信心。

其次是智库深度交往机制的停摆与青年人际网络的断裂。过去中美学者之间长达半年至一年的深度访学机制，目前在美方主流智库和研究机构中几乎已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两国青年一代学者失去了建立深层机制化联系的平台，中美学术界之间的人际纽带面临断代危机。

最后是美方新一代涉华学者认知的“去实地化”与研究生态异化。美方年轻学者受片面、错误信息的误导，普遍对在华学术自由度及安全环境存在过度疑虑，导致其来华长期留学、访学的动力严重不足。老一代“知华派”深耕中国风土人情、广交中国朋友的传统正在流失，新一代学者缺乏实地田野感知和真实人际联结，所获得的区域国别知识极度片面。

推动交流复苏需要区分短期破局路径与长期制度化努力。在短期路径上，鉴于美方政策执行层面动力不足以及年轻学者的现实顾虑，当前最务实的切入点是深耕7至10天左右的短期青年交流与专业参访项目。通过低敏感、短周期的形式为美方青年“打开一扇门”，让他们通过亲眼所见打破既有的刻板偏见，消除对中国“无聊或恐怖”的心理防线，在循序渐进中积累互信基础。

在长期与制度化推进层面，重建智库间的长期访学机制和深层人际网络，需要伴随两国战略关系的企稳，通过长期的二轨对话与制度性协调逐步消解行政壁垒。同时，中方需要持之以恒地为海外学者营造开放、便利的实地调研环境，以长期的战略耐心扭转其涉华研究“去实地化”或者“办公室化”的倾向，逐步重塑健康客观的研究生态，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培植深厚的社会土壤。

10月30日，澎湃新闻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寻找‘基辛格’”活动。 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澎湃新闻：基辛格式人物曾经承担战略沟通、信息传递、建立信任和影响决策等多重功能。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这些功能是否仍应集中在少数能够直达决策层的关键人物身上，还是更需要由智库、媒体、企业、地方和青年共同组成一个分散但更具韧性的跨代际网络来承担？

陈东晓：两类都需要。一方面，基辛格时代中美关系的整体面貌与当前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前极为复杂且敏感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尤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两国高层依然需要能够准确互传彼此声音、保持战略沟通的高级别官员。因此，这一维度的顶层沟通需求依然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当今中美交往的体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国人员往来的频次、密度与广度都是四五十年前无法比拟的。加之当前处于互联网、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信息高度丰富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仅仅依赖少数政府高层进行信息传递，而忽视或弱化了社会、经济、文化、人文及科技等底层领域的全方位交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既需要在高层层面继续寻找并依靠具有战略沟通力的人物，同时也必须将更加基础性的人文、经济、社会与科技交流切实搭建起来，织密并形成一个更具韧性、更广泛的立体交往网络。

澎湃新闻：“寻找‘基辛格’”并不是寻找某一个人的复制品，而是希望传承一种理解对方、保持沟通、以战略眼光处理分歧的能力。您认为，上一代中美关系参与者积累的哪些经验仍然值得继承，哪些思维需要更新？如何让不同世代真正进入同一个对话网络，并使青年一代不仅成为交流活动的参与者，更成长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桥梁建设者？

陈东晓：我认为有几条宝贵经验非常值得继承。第一，坚持真诚倾听与换位思考。双方首先要愿意坐下来倾听，并抱着真诚的态度去倾听。同时，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其在提出分歧问题时的利益诉求、出发点和思想动机。如果不去深入探究这些根源，就很难真正理解分歧何以产生。

第二，在倾听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双方应理性看待彼此的差异，不应将差异和分歧视作阻碍对话与合作的绝对障碍。历史证明，相互理解与尊重是管控分歧、促成合作的基石。

第三，保持文明与思维层面的相互欣赏。中国老一辈人在与美方打交道时，非常肯定美国人勇于突破的边疆精神，这被视为美国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动力。同时，我们的老一辈也高度认可美国人务实、不尚空谈的作风，这与中国人的务实特质非常契合。此外，美国社会特有的“危机意识”曾帮助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克服诸多发展困境，这种意识同样值得借鉴。

反过来，美方也十分欣赏中国的战略智慧与历史眼光，尤其认可中华文化在面对观点碰撞时秉持的“不走极端、寻求中庸之道”的处事哲学。这种长期的相互欣赏，对中美数十年间建立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有哪些思维需要在今天与时俱进，我认为核心在于准确把握时代变迁带来的力量对比与认知调整：

其一，实现从“后视镜”到“侧窗”平视认知的转变。过去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综合实力存在显著差距。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步伐，美国看中国已不再是从“后视镜”里看，而是如同在高速公路上并驾齐驱的两辆车，需要更多地从“侧窗”来平视。这种力量格局的变化要求双方与时俱进地重塑彼此认知。

其二，完成从“秩序跟随者”到“国际责任共担者”的心态演进。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过去中方更多以谦逊的态度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探讨如何为国际体制和国际规范贡献中国力量、承担大国责任。这种自身定位与心态的成熟演变，是我们开展新时期对美交往必须具备的全新视角。

其三，时代的变化，中美力量变化，相互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越发自信，美国日益把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挑战者。中美之间尚未找到一个稳定中美关系的“锚”。在竞争成为中美关系重要方面时候，管理好竞争，理解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要把同样甚至更多的精力去寻找新的共同利益，努力找到能够稳定新时代中美关系的“锚”。

最后，扩大双方沟通网络。双方都要更有自信来敞开大门，欢迎对方各界人士来交流对话学习生活。同时，善于用好新的沟通手段。中国的角色在国际秩序演变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从以往的适应者、践行者转向改革者和引领者。双方年轻人都是网络和智能一代的“原住民”，他们擅长网络和数字及智能时代的新手段、新技术来交流和分享，但也不能只在线上开展虚拟交流，全景、沉浸式体验、在地调研、面对面深度对话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