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中期受挫,中国经济能松口气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复旦金融评论编者按:美国选民给特朗普踩下了一脚刹车,却没有收走他手里的方向盘。从美国国会的席位,到中国企业的订单、生产线和融资成本,中间隔着法律、市场与预期。真正需要问的,不是特朗普还能做什么,而是他的政策受到怎样的约束,这些约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增长条件。11月3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复旦金融评论
编者按:
美国选民给特朗普踩下了一脚刹车,却没有收走他手里的方向盘。从美国国会的席位,到中国企业的订单、生产线和融资成本,中间隔着法律、市场与预期。真正需要问的,不是特朗普还能做什么,而是他的政策受到怎样的约束,这些约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增长条件。

11月3日的美国中期选举,令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程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路透社与美联社11月4日的报道确认,民主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部分选区的计票仍在继续。这使新国会获得更强的立法、拨款与监督筹码,却不意味着总统的行政权力随选票一起消失。
选民为什么希望改变?美联社全国选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对腐败的担忧以及要求国会制约总统,是重要的投票考量。对许多家庭而言,经济好不好,首先不是看股指涨了多少,而是工资能不能追上日常开销。选民的归因不等同于严格的政策因果识别,但它提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政府承诺的产业收益,最终由谁获得、谁承担代价?
早在2024年9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McKibbin、Hogan和Noland就模拟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高关税、移民收紧及美联储独立性受损等情景。模型显示,相对于不实施这些政策的基准路径,相关措施可能推高美国通胀、压低产出和就业,而贸易限制难以显著改善总体贸易收支[1]。这是一份有前提的情景研究,并非对2026年选举的预言;今天重读它,价值在于辨认政策承诺背后的经济约束。
这场政治变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以分三笔账来算:贸易看关税与订单,产业看技术与供应链,金融看利率与资本流动。三笔账彼此相关,但不宜把其中任何一笔误当成“全面利好”的证据。
贸易:关税会松吗?

特朗普遭遇选举挫折,最容易让人期待的是对华关税下降。但国会掌握多数席位,和总统丧失征税工具,是两回事。新一届国会将于2027年1月开始履职,民主党可以通过听证、立法和预算谈判要求行政部门解释关税成本;特朗普仍可动用总统否决权,在现有法定授权内推动贸易措施。路透社在选前采访的政策专家也提醒,新国会即使要求撤回关税,仍可能跨不过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高票门槛。
制度约束并非毫无效果。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不授权总统征收相关关税。这意味着某一条征税路径受到限制,却不意味着依其他法律制定的全部关税自动取消。对贸易企业来说,必须分清关税是否生效、依据什么法律、适用于哪些商品、豁免何时到期;“特朗普受挫”,不能替代合同中的具体税率。
更值得追问的是,关税由谁买单。美国进口商向海关缴纳关税,但实际负担可能在美国进口商、零售商、消费者与海外供应商之间分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截至2025年11月的美国进口数据估计,2025年关税经济负担的近九成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2]。这里的“九成”不是说九成直接变成消费品涨价,更不是2026年所有商品的统一比例;它揭示的是:对外加税也可能转化为国内生产和生活成本。
然而,把关税成本简单推演为选举失败,同样不严谨。不同地区、群体可能既感受到涨价,也认可保护本土产业的政治承诺。选举反映的是多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国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国会监督能否改变豁免、执行和谈判安排,而不是判断美国某个党派天然更有利于中国。
关税的影响也不止停留在海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宋弘教授与合作者2026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利用中国线上招聘、关税暴露与企业经营数据发现,美国加征关税会显著抑制受影响城市的招聘需求。研究样本中,关税暴露度比样本均值高10%的情形,对应城市月均招聘广告数约下降3.0%、招聘人数约下降4.7%;收缩更多表现为招聘企业减少或暂停招聘,而非企业立即退出市场。[3]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条具体的传导链:外部关税提高经营成本、压缩利润与现金流,企业可能先不招人,再决定是否扩产。对普通家庭来说,冲击未必等到工厂关门才出现,招聘信息变少就可能影响工资预期和消费信心。但这些是既往关税冲击下的样本估计,不能照搬为2026年选后就业预测。
此外,企业不只害怕“税高”,也害怕“规则明天再变”。Caldara等人的研究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投资和经济活动[4]。一座使用十年的工厂,不会因为一天的新闻标题就开工;企业需要知道未来税率、原产地规则与客户需求是否足够稳定。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值得期待的不是一句“可能降税”,而是可以落实到订单、利润和新增就业上的可预期变化。
产业:竞争会缓吗?
如果关税是对已经生产出来的货物收费,产业竞争则更早一步:企业有没有能力生产,关键零部件能否获得,研发成果是否能够进入市场。中期选举改变国会构成,却不会自动撤销现有的出口许可、投资审查或政府采购规定。税率的调整,未必带来技术竞争方向逆转。
这也是为什么,理解中美产业关系不能只盯住一张关税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与王宁2026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基于2015—2021年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2018年后贸易摩擦使美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直接供应链依赖;在高技术行业、具有特定供应链关系的企业以及市场力量较弱的企业中,调整更明显[5]。其供应链布局出现“中国加N”和近岸、友岸倾向,但研究并未得出中美供应链已经彻底脱钩的结论。
另一项发表于《国际货币与金融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的研究进一步观察到:贸易摩擦后,美国企业反而更倾向与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的第三国企业建立联系。研究将这种“绕道”与企业希望控制程序成本、财务成本和既有合作关系的成本联系起来[6]。换句话说,地图上的箭头改变了方向,不代表背后的工程能力、零部件网络和客户关系同时消失。
这两项研究尤其值得放在一起看。第一项告诉我们,直接联系确实可能减少;第二项提醒我们,间接联系可能增加。两者不是互相矛盾,而是同一轮供应链重组的不同侧面。美国进口统计上的“来源地变化”,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国增加值的损失;反过来,也不能把第三国所有出口都算作中国的贡献。更可靠的衡量指标,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保留下多少技术、订单、利润和不可替代的环节。
芯片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例子,但并不是另一个独立的宏观主线。美国商务部2026年1月曾调整部分先进芯片对华出口的许可审查方式,在满足特定条件时采取逐案审查。这既不是全面解禁,也说明美国技术限制并非永远只有“收紧”一个按钮。对企业来说,需要分别评估每项许可规则、供应商选择与研发周期,而不能从国会选举结果直接推导设备供应会恢复。
真正值得中国企业把握的,是调整带来的检验机会。外部限制可能让国产设备获得首次试用的订单,但替代采购不等于长期竞争力。一项技术能否由“买不到别的”变成“客户主动选择”,最终要看性能、适配成本、售后服务、研发迭代与盈利能力。美国政治周期可能改变竞争的节奏,难以替中国企业完成这场商业考试。
因此,产业层面或许存在局部缓和空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审查和监管要求。用“对华全面转向”概括这些细节,既高估了选举的作用,也低估了供应链的惯性。对中国而言,政策灵活性有价值,但更有价值的是产业竞争力能否在限制减轻之后仍然成立。
金融:资金会转向吗?

金融市场对新闻的反应通常快于贸易和产业。一家企业调整供应商可能需要一年,交易员改变美元头寸却只要几秒钟。但“特朗普受挫—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中国资产上涨”,是一条看似顺畅、实则每一步都有条件的推理链。
国会权力格局变化可能影响美国的财政预算、债务融资和税收谈判,进而改变投资者对增长、通胀和美债供给的判断。与此同时,美元还受美联储利率、全球避险需求与资本回流影响。若市场把国会制衡理解为通胀压力缓解,美元可能承压;若市场担忧预算僵局、地缘风险或增长走弱,美元也可能因避险需求得到支撑。一次选举不能单独决定汇率,更不能把市场的短期涨跌当成经济规律。
同一个汇率变化,对中国企业也可能产生相反影响。人民币相对升值,可能减轻进口设备和外币债务的本币成本,却可能压缩部分出口企业将美元收入折算为人民币后的利润;美元融资利率若下降,有利于部分跨境投资项目,但若原因是美国需求降温,出口订单反而可能承压。因此,企业应当计算自身的收入、支出与负债币种,而不是只听“美元跌了,对中国就好”。
从更深的结构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试图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逆差不只是商品在边境如何流动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在2025年关于关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中,强调美国贸易逆差、美元国际角色和国内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相互牵制,不能只靠关税处理贸易失衡的深层矛盾[7]。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即便某些进口来源改变,美国总体对外收支也未必同步改善。
宏观经济学有一条看似抽象、实则很直观的关系:经常账户余额与一国储蓄和投资之差相对应。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笔全国性的收支账:家庭、企业和政府选择多存少花,国内投资又不足以吸收这些储蓄,外部顺差就可能扩大。换一条贸易路线,并不会自动改变家庭如何消费、企业为何投资。IMF在《2026年外部部门报告》中指出,2025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进一步扩大,强调相关经济体需要处理自身的国内失衡[8]。
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马畅2026年发表的NBER工作论文,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中国视角。两位作者分析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特征与成因,认为特定产业和贸易政策可能影响部门层面的失衡,但要理解整个经济体的顺差,更需关注人口性别结构和国有、非国有企业融资机会不均衡等结构性因素;单靠短期宏观刺激,难以取代长期结构改革[9]。
这个结论并不等于把中国顺差归结为某一个单独原因,也不意味着贸易政策无足轻重。它提醒我们,出口增长只是结果的一面:家庭对未来的安排、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国内储蓄和投资结构,都与外部收支相连。美国若因政治内耗而调整关税,中国可能获得一点喘息空间;但把出口优势转化为企业利润、劳动收入与可持续内需,仍然是需要自己完成的工作。
所以,金融层面真正应当观察的,不是选后美元某天涨跌,而是美国财政与利率预期是否持续变化,跨境融资成本如何调整,以及这些变化能否转化为国内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真实收入。只有变化进入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松口气”才有经济含义。
美国选民改变了国会,却不能直接替中国企业签下订单,也不能替中国完成产业升级。贸易可能迎来更密集的监督和谈判,产业竞争仍受长期制度与市场力量支配,金融市场则会先于实体经济消化预期。三条路径有机会,也各有边界。
因此,对“特朗普受挫,中国经济就能松口气吗”的回答,既不是简单的“能”,也不是机械的“不能”。从外部看,要看关税文本、技术规则和融资条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内部看,则要看企业能否改善利润与创新能力,劳动者能否获得更稳定的收入,居民能否有信心消费。外部压力减轻是一扇窗口,不是增长的发动机。真正的底气,仍来自中国经济自身。
注释:
[1]MCKIBBIN W,HOGAN M,NOLAND M.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working paper 24-20[R].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4.
[2]AMITI M,FLANAGAN C,HEISE S,et al.Who is paying for the 2025 U.S.tariffs?[EB/OL].(2026-02-12)[2026-11-05].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26/02/who-is-paying-for-the-2025-u-s-tariffs/.
[3]宋弘,陈卓,李婕,等.贸易冲击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基于数量、结构和技能的多重视角[J].经济研究,2026,61(7):148-171.
[4]CALDARA D,IACOVIELLO M,MOLLIGO P,et al.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20,109:38-59.DOI:10.1016/j.jmoneco.2019.11.002.
[5]LUO C,WANG N.U.S.-China trade tensions and their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evidence from U.S.listed firm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6,34(3):579-596.DOI:10.1111/roie.70039.
[6]LUO C,WANG N.U.S.-China trade frictions and supply chain reconstruction:perspective from indirect link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25,151:103256.DOI:10.1016/j.jimonfin.2024.103256.
[7]张军.张军谈关税下的美元霸权:当“美国优先”遭遇“全球觉醒”,特里芬之谜是否有解?美国会因此衰退么?[EB/OL].(2025-04-28)[2026-11-05].https://econ.fudan.edu.cn/info/1024/31697.htm.
[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6 external sector report:amid rising imbalances,the case for rebalancing[R].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6.
[9]MA C,WEI S J.The Chinese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puzzles,patterns,and possible causes:NBER working paper 35056[R/OL].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26[2026-11-05].https://doi.org/10.3386/w35056.
原文出处:虎嗅 (本文由聚合程序自动采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