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老虎多到什么程度？

先说远的，比如春秋时期。

那时候老虎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虎皮都可以当作军队制式装备了（当时的犀牛也贼多，犀甲也差点列装军队）。

《左传》里的齐宋伐鲁乘丘之战（曹刿论战那一次）跟晋楚城濮之战，都出现大量战马蒙虎皮的记载。

学霸题，数虎皮。城濮要交战，马要蒙虎皮，晋军七百乘，每乘马驷匹，一马一张皮，要宰虎几批？

另外一些边疆戎族“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虎皮多到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了。

再说近的，比如清初的四川。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长达 30 余年的战乱、瘟疫和饥荒后，人口从明朝末年的 685 万人，锐减至不足 50 万人，全省 90%的人口丧亡（据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史》统计）。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官方户口登记数为 18509 丁。按康熙二十四年王骘《条陈太和殿采运楠木疏》所言：“以通省之户口总计之，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如果以一户 5 口计算，包括成丁在内四川的在籍人口约 10 万人之内。王骘所言“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符合实际。

川内千里荒芜，唐宋时期成都平原的森林覆盖率降到 20%左右。清朝入关之初，由于人口的减少，耕地大量抛荒，四川盆地原有经济开发区中的次生林和灌木林可能恢复到 50%，山地乔木覆盖率高达 80%。

在植被恢复及人类活动大幅减少的双重利好促进下，四川老虎的数量急剧增长，于是发生了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虎患。

康熙二十一年春，县令张懋尝率 8 人赴荣昌县履新。荣昌位于重庆以西，处成渝两地中段，是川东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处。斯时，“平定三藩”战事刚刚结束，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让张懋尝颇感惊心。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 40 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师爷外，均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终于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县令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冲出的竟是数只猛虎！众大骇，一番血肉拼杀，3 名军士力县令吏逃出，其余 5 人当即丧生！

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个小小插曲。

在当时清初文人笔下或当地县志中，虎患随处可见：

费密《荒书》记载：“顺治四年（1647 年），成都空，残民无主……虎出为害，登楼出水，州县皆虎。”

《祥异志》载：“清顺治四年，虎入城。”“七年，虎食人。”“康熙八年，荆榛满地，虎踪遍野。”

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虎豹形如魑魅饕鬄, 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 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

欧阳直《蜀乱》（又名《蜀警录》）记载:“(清初)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 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彭遵泗《蜀碧》记载:“白昼(虎)入城市,遗民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往数日而县之人俱食尽者。”

赵彪诏《谈虎》记载：“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刘石溪《蜀龟鉴》记载：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 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康熙十一年(1672 年)，王士祯奉命试入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方象瑛奉命入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巴县志》记载，从明万历十四年（1586）到清乾隆三年（1738）,多次“虎入城”，跑进重庆城来“散步”。

道光《重庆府志》记载：顺治三年（1646），“大疫复有虎患。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无遗民。五年戊子大旱，群虎白日出游。”

道光《綦江县志》卷 10 记载：府属綦江县在清初“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民国《江津县志》卷 3 记载：“顺治戍子(1648 年)大饥，所余残民，彼此相食，其食人诸状惨不忍述。津自是为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顺治六年（1649 年）清廷颁布“垦荒令”，命令各地官员把逃民不论原籍，别籍一律编入保甲，组织他们开荒种地，并发给他们印信执照，让他们永远从事农业。三年之后，让地方官亲自来查看成熟情况，并且征收钱粮，此外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以垦荒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

在这种看似“惠民”政策的鼓励下，十余个邻近省份的人民怀着“大清梦”，变卖家产，背井离乡来到地广人稀的四川准备开始做一番新的“事业”。也因为移民的人中湖广人较多，这场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数百年的大规模移民迁徙，被后人称为“湖广填四川”。

当这些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向往，渴望变成有产者的百姓进入四川后，却没想到迎接他们却是一群群饥肠辘辘的猛虎！

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 506 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 228 人，病死 55 人，仅存 223 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 74 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 74 人中，又有 42 人被老虎吃掉了。以致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面对如此严重的虎患，清政府很显然是知道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决定停下移民计划，顺治六年的“垦荒令”收效甚微，顺治十六年，清廷再次招募民众垦荒。

到了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 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 10《贡赋》，24 页。）

为了推动这项政策，还设计出一套奖励机制：

“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这种“奉旨入川”往往是由当地职能部门强制进行的，再就是清朝官员为了多招民，不管愿意不愿意，一声令下集中，强迫百姓登记后，成群捆绑移送入川。押解着移民上路。移民途中要上厕所，才能请求清兵给自己松绑，相传这就是“解手”一词的由来。（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终《“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

至于这些入川的移民是否能够被妥善安置，老虎肆虐之地是否能有安全保障，这就和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没什么关系了，也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虎豹生殖繁盛，昼夜群游于城郭之内，不见一人驱逐驰之”，无人管理下，老虎的行为也越来胆大嚣张,甚至“遇人即攖，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百姓多死于虎。”重庆因为山地多，老虎更为泛滥：“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人户。”即使有五、六个人拿着武器也不能幸免。

楚北道王氏家族在王仁杰、王仁信的率领下，历经千山万水来到四川，辗转落脚在桂兴。在《王氏族谱》记载，当时虎狼成群结队地在山林里大摇大摆地窜来窜去，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为防虎豹伤人，刚刚落下脚来的王氏祖先只好在山中的大树上结庐搭棚，借以栖身。白天下树劳作，夜晚上树休息。

广安姚坪里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就是在康熙十年（1671 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未几夭亡”，夭亡的原因据说就是“为虎所食”。

同样是移民的李氏家族《邻水柑子李氏懋熙堂族谱》，里面也有这样的文字：“元末明初，四川战乱频繁，人口大减，至明末清初，四川经历四十余年战乱洗劫和瘟疫流行，人口锐减，邻水几乎是十里无人，百里无烟。清顺治十八年，李石亨任邻水知县，于次年即康熙元年，在荆棘丛生、郊外常有虎豹出没的县城遗址（今鼎屏镇）上草创房舍，招民居住。”

在邻水县邱氏家族编撰的《邱氏邻水分谱》中，也记述：“邻水地当川东要冲，饱受兵燹之苦，境内十里无人，百里无烟，群虎白日出游。”

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

嘉庆初年，广汉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记录了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 年)迁居广汉，在凉水井从事开垦过程时，发现一个"飞人"的故事：

　　有一天中午，张连义按惯例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酒食。"忽有人自林间飞下"，顷刻间，突然又"飞去"，不见人影。他于是大声说：你若是想来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请一同吃酒。我们都是耕田之人，不会害你的。那人有所顾虑，不一至。张连义再次招呼说："汝系鬼，即不必来。如系人，但来何害?我辈皆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从无害人之心，不必避。"于是，那个人从树上飞了下来，并和大家一起喝酒，酒后大醉。酒醒后，张连义问他姓名，他"以手指口舌"，想说却"不能言"。离开的时候，他"复飞升树颠，捷于猿鸟"。第二天，张连义又派人"携酒持粥"到田间，并招呼他下来饮酒。三天后，这个人渐渐能讲话了。接着便断断续续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传奇故事。

　　伊姓李，凉水井以南大林，即伊庄也。八大王反时，伊已二十余岁，家中男妇大小百余口，尽为流贼所杀，伊藏树间得免。逾年，虎豹豺狼成群往来，人不敢近。又数年，马牛犬豕均能伤入。伊饥食草子、鸡头等物，渴饮塘水。见有贼人、恶兽，即隐藏树枝不动。久之舌硬，不能旋转。又久之，身亦轻，力益健，飞跃自如，不火食已三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为何世?系何年代?

　　后来，这个人"渐与人亲洽，饮食坐止，俱如常人"。通过相互介绍，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名叫"李家庄"，其西为"郭家庄"，其东为"何家营"，其南为"后营"，又东南为"许家大屋基"。他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旧人"，已经"无一存者矣"。张连义见他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把他。招至家中，听其随工人等耕作自赡"。然而，他并不适应眼前的农耕劳作，因而总是"性昏聩，语言颠倒，多不自主"，所以大家叫他"李颠"。5 年过后，他"忽遁去，不知所终"。

张邦伸在文中记述，广汉这个地方，在明末清初三四十年间，炊烟断绝，人迹罕至。在这种环境中，不仅"虎豹豺狼成群"，而且连"马牛犬豕均能伤人"。幸存下来的人，不仅丧失了说话功能，而且还练就了一身"飞跃自如"、"捷于猿鸟"的轻功。"飞人"李颠正是在这种满目荒芜的环境下，长期适应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的产物。

川渝虎患酷烈，还使得人们闻虎丧胆，豆“腐”与老“虎”同音，说此腐想彼虎，难免心头恐慌。人们避讳直接说“虎”，非说不可就改换说法，换成大家熟知、温顺的家猫，以猫言传意会地替代老虎，于是人们就把豆腐说成：“灰猫儿”。各地口音差异，久而久之“灰猫儿”便衍生成为“灰毛儿”“灰妹儿”。川渝地区还有把常用工具“斧子”说成“开山”，据说也是避讳虎的意思。

“湖广填川”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复垦农耕，且百年无战事，川渝生息得以休养，从前荒凉的局面得到改善，成为富饶的米粮生产基地，恢复了天府之国的名誉。老虎丧失了广袤的生存空间，逐渐减少到渐渐消失。川渝百姓也遗忘了那段老虎肆虐的历史，对老虎的畏惧消除，也就没有了避讳。豆花、豆腐回归原本的称谓。也许现在民间已经不知道“灰猫儿”“灰毛儿”为何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