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考元年，ESG改变了什么？

出品｜虎嗅ESG组

作者｜陈玉立

头图｜视觉中国

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179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ESG

2026年4月底，首批被强制要求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全部按时交卷。

446家公司，一份不落，披露率100%。

但在这些越来越厚的ESG报告里，处罚、事故、目标落空依然少见，最难核算的范围三排放仍有大片空白，第三方鉴证覆盖率也只有约一成。

这场首考交出了一份颇为矛盾的成绩单：企业写ESG报告的能力快速提升，经营方式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改变。

“量增质升，合格分以上，优秀分以下。”吕建中如此评价首考结果。

整个A股5510家公司中，独立披露ESG相关报告的有2711家，整体披露率49.2%。从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到《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及相关编制指南陆续落地，ESG已经从企业自愿叙事，变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制度事实。

制度解决了“谁要交卷”，但企业依然要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报告里的承诺究竟有没有进入订单、预算和管理层考核？

对很多公司而言，这个答案仍不乐观。

吕建中认为，目前企业“交作业”的成分仍然大于真正治理：“交作业是抄在作业本上，真治理是改在自己的业务流程中。”

这正是ESG首考最值得关注的矛盾。报告全部交了，真正的考试才刚刚开始。

企业为什么不愿意说真话？

ESG报告首先改变了企业披露信息的范围。

企业过去主要向市场解释收入、利润、成本和现金流，现在还要回答一连串更陌生的问题：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供应商有没有环境和劳工风险？员工流失率是多少？董事会如何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会不会影响资产价值？

强制披露让企业第一次大规模盘点这些信息。可一旦涉及坏消息，很多公司仍然选择沉默。

吕建中表示，从相关样本看，企业对21项议题的覆盖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的披露率依然很低，处罚、事故和目标落空等负面信息也普遍缺失。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数据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企业已经知道报告该写什么，却未必能回答数据从哪里来、谁负责、能否复核。

更尴尬的是，说了真话，代价可能更大。

严迪飞提到，一家大型民营制造企业曾合规披露员工流失率，随后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大裁员”“大调整”。

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企业按监管要求披露了一个数字，结果这个数字被抽离业务背景，放大成经营危机。不披露，外界可能根本不知道；披露了，反而招来一轮舆情。

吕建中看得更透：看待一家企业的风险，需要同时回答两个问题——企业有没有风险，以及企业有没有能力管理风险。敢于披露问题，有时恰恰说明企业已经建立了识别和处置机制。

但市场的反馈并不总是这么理性。

“投资者、消费者、品牌方和产业链合作伙伴，需要像分析财务报表一样看待ESG信息，”严迪飞说。ESG报告可以理解为企业的“第四张报表”，如果读报告的人只截取一个数字下结论，企业自然缺少公开更多风险信息的动力。

这才是ESG报告最拧巴的地方：监管要求企业披露风险，但市场对风险信息的消化能力，还配不上这份要求。企业说了真话，被当成利空砸盘；企业报喜不报忧，反而很少被追责。

理性选择只剩下一个：写一份漂亮的、没有任何意外的报告。

现实也确实在鼓励这种选择。

严迪飞观察到，一些企业将ESG报告做成了“品牌传播+评级踩点”的载体。评级机构关注什么，企业就重点披露什么；亮点项目写得越来越详细，处罚、事故和治理缺口则被压缩处理。

报告由此越来越像一场得分游戏。

吕建中将企业常见的问题归纳为五种症状：委员会空转、数据突击、目标空心、核算范围狭窄、治理动作文件化。

有些公司成立了ESG委员会，却没有明确权力和预算；有些公司到了披露季才向各部门临时收集数据；有些公司提出“持续提升”“稳步降低”的目标，却没有刻度、时间表和责任人；还有一些公司的排放核算只覆盖自身运营，供应链、海外项目和关联企业成为盲区。

最能检验报告成色的第三方鉴证，目前也没有普及。

张英杰提供的数据是：A股独立披露ESG报告的公司中，第三方鉴证覆盖率约为一成。吕建中补充，全A股报告鉴证的整体比例仍处低位，强制披露主体的覆盖率相对更高。

鉴证率低，既有成本原因，也与企业的数据基础有关。数据平时没有积累，核算边界尚未理顺，企业自然会担心第三方进场后暴露问题。

吕建中认为，企业现阶段无需追求整本报告全面鉴证，可以先盯住几项硬数据：温室气体排放，高环境风险行业的污染物与能源数据，与高管薪酬挂钩的绩效指标，企业公开作出的减排承诺，以及可能产生财务影响的气候风险。

严迪飞则建议优先验证目标类指标：目标为什么这样定，计算依据是什么，每年的完成进度如何安排。缺少方法和依据的目标，很容易沦为一句口号。

报告有多厚，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企业敢不敢写坏消息、数据能不能验证、目标落空后谁负责，才是下一阶段的分水岭。

但仅靠披露规则，很难让所有企业主动走到这一步。真正改变企业态度的力量，来自订单和钱。

现状能改变么？

很多企业的ESG部门，长期处于“求人”状态。

披露季到了，ESG负责人开始追着各部门收材料：向生产部门要能源数据，向人力部门要员工数据，向采购部门要供应商信息，向财务部门要凭证。

生产部门忙着交付，采购部门背着压价指标，研发部门赶产品进度。对他们来说，ESG往往意味着一张额外的表格、一项额外的工作。

严迪飞说，不少业务部门仍将ESG理解为一年一次提供素材和数据的内部支持工作。当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和研发流程需要提前调整，业务部门很容易觉得“大动干戈、得不偿失”。

吕建中认为，根源在于目标冲突和激励错配。采购要降价，生产要保交付，研发要赶进度，ESG团队则要求减排、筛选绿色供应商、收集更多数据。责任放在ESG部门或董办，资源和决策权仍在业务端，考核也没有挂钩，跨部门配合只能依靠反复沟通。

但在一批出海企业中，这种关系已经开始逆转。

吕建中提到，固德威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各类证书和合规要求，从早期的十几项增加到上百项。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产品标准、环境表现、供应链责任和数据合规有各自要求，销售和产品团队很难独立识别。ESG团队开始研究海外规则，将外部要求翻译成生产、产品和销售能够执行的任务，并借助数字化与AI工具提高对标效率。

过去，ESG部门追着业务部门要数据；后来，销售和产品团队开始主动寻求ESG支持。

吕建中认为，这意味着ESG部门开始从合规成本中心走向合规价值中心。少一张证书，产品可能进不了目标市场；缺一组供应链数据，客户可能不再下单。ESG此时已经与收入直接相关。

订单正在给ESG标价。

张英杰观察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新能源产业链和各行业头部企业，最先感受到这场变化。在国际基建领域，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投资机构正将环境与社会风险嵌入项目准入、尽调和融资决策。相关风险一旦失控，项目可能延期，融资安排也会调整，最终都会转化成实际成本。

纺织鞋服行业同样典型。严迪飞提到，这类企业很早就将ESG、低碳和绿色议题纳入品牌战略。随着海外市场扩大，企业需要逐项拆解不同地区的合规要求，ESG也随之进入产品设计、供应链和市场准入。

融资端也在发生类似变化。

张英杰说，绿色贷款、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融资以及碳金融工具正在丰富。企业的绿色属性和ESG表现，逐步与融资额度、利率定价和融资便利度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报告可以润色，融资成本很难长期配合演戏。

当金融机构开始追问募集资金的减排效果、企业的长期履约能力，以及环境和治理风险可能造成的财务影响，ESG就会从传播话术变成一笔经营账。

这笔账还在沿着供应链向上游传导。

吕建中提到，联想围绕全球经营和供应链管理，搭建了全价值链碳管理平台，并向上下游合作企业开放，以提高数据、标准和流程的一致性。

宁德时代则通过供应链管理体系，将碳管理要求延伸至多级供应商。相关实践推动部分正负极材料的碳足迹下降约18%，部分结构件的碳足迹下降约35%。

但对中小供应商来说，客户的一项新要求，往往意味着新增系统、人员和改造成本。

严迪飞认为，供应商愿意投入资源配合ESG，通常有两个条件。

第一，多个下游客户提出相似要求，企业的一次能力建设可以服务多家客户；第二，改善ESG表现能换来实在回报，例如订单优势和可持续供应链金融。

如果只有一家客户提要求，订单和融资收益又不清晰，中小企业很难持续投入。

这也是供应链ESG最尖锐的矛盾：链主企业需要上游配合减排，上游企业却未必有钱、有数据、有专职人员。

张英杰的判断是：链主企业只提要求、不提供支持，供应链传导很容易变成一轮筛选；如果同时提供数据模板、核算工具和能力培训，上游企业才有机会完成升级。

吕建中对此给出了更现实的判断：有能力的供应商会进入大客户名单，甚至获得订单溢价；准备不足的供应商则可能被排除在合格供应商体系之外。

ESG不会让所有企业平均受益。它正在放大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

头部企业可以建立平台、制定标准、配置团队，将ESG变成客户准入和融资优势；资源有限的公司则要先承担新增成本，短期内很难看到回报。

链主企业愿不愿意共同承担改造成本，决定了ESG会成为供应链的升级器，还是一把更锋利的筛子。

吕建中提到勃林格殷格翰的绿色化学实践。部分药品生产原本需要九个步骤，每一步都会产生废液并消耗能源。经过改造，流程被压缩到两个步骤，相关方法随后传递给上游化学品供应商。

流程缩短后，能耗、废弃物和生产成本同步下降，链主企业也获得了更大的协同空间。

这个案例揭示了ESG真正的商业价值：它能否进入工艺、采购和成本结构。

张英杰将这一过程称为建立“换算关系”——把碳排放换算成能耗成本，把供应链责任换算成客户准入条件，把绿色研发换算成产品竞争力。

只有完成这层换算，业务部门才会主动参与。

盯住预算、考核和数据

一家港股上市公司曾在招股材料里写，自己某年范围一碳排放为零。

范围一是什么？企业自己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烧的煤、用的天然气、公司车队的油。只要有工厂、有办公室、有出差，这个数字就不可能是零。

但这家公司不仅写了零，还基于这个零，定了未来十年的减排目标。

“这是典型的'rubbish in, rubbish out'。”严迪飞说。

如果核算边界、计算方法和数据采集存在问题，减排目标设计得再漂亮，也建立在错误的起点上。

企业眼下并不缺少一个碳排放数字，真正缺的是一条能被复核的证据链。

吕建中将当前企业碳数据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四类：范围三数据缺失、核算口径不统一、责任主体不明确、数据与经营脱节。

范围三横跨采购、物流、员工通勤、产品使用和废弃处理等多个环节，共有十五类排放源。吕建中说，一些大型企业需要花费数年才能逐步梳理清楚。供应商越多、链条越长，数据获取成本越高。

企业内部也有多套台账。能源部门记录用电和燃料，生产部门掌握产量与工艺参数，采购部门保留原材料信息，财务部门拥有凭证和成本数据。各部门统计目的不同，数字很难直接对齐。

咨询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完成一次盘查，却无法长期替企业拥有数据。

吕建中将这道坎称为“组织门槛”。企业需要明确每项数据的所有者：谁采集，谁确认，采用什么排放因子和核算方法，调整过程有没有留痕，最终结果能否回溯到业务记录。

责任没有落实，企业每年都会在披露季重新“凑数”。

面对国内监管、海外客户、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的多套要求，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建表。

吕建中认为，更可行的方式是“一套数据举证、多个口径输出”：监管底线优先，客户和评级发挥牵引作用，底层活动数据统一管理，再根据不同标准进行映射。

张英杰也表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核算方法和排放因子，底层活动数据可以来自同一套系统。数据底座统一后，适配不同标准的边际成本会明显下降。

数据只是基础。ESG能否进入经营，还要看两个更硬的指标：预算和考核。

吕建中提出过四条观察链：战略决策链、资本配置链、绩效问责链和数据治理链。落实到企业内部，可以压缩成几个具体问题：

董事会是否定期讨论ESG风险？节能改造和供应链升级有没有预算？关键指标有没有进入业务部门KPI？目标落空后谁承担责任？企业是否因为ESG调整过供应商、投资计划和产品设计？

张英杰总结道：议题进入决策，指标进入考核，流程进入系统。其中，考核最关键。没有进入考核的议题，在资源分配时很容易让位于收入、利润、成本和交付。

采购环节最能说明问题。

很多企业的采购制度已经写入绿色要求，招标排序时仍然价格优先。采购部门背着降本指标，ESG团队背着减排指标，两套KPI天然冲突。

吕建中认为，企业需要从采购单价转向总拥有成本，将能源消耗、合规风险、供应中断、品牌影响和供应链韧性一起纳入评估。重大采购还可以由采购、财务和可持续发展部门联合决策。

百威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同时承担供应链管理职责，吕建中认为，这种安排可以缩短ESG与采购之间的决策链条。

预算的去向也会暴露企业的真实态度。

严迪飞说，当ESG预算更多用于风险管理、数据治理、员工满意度与忠诚度，企业才有机会将相关投入转化为跨越周期的韧性。在他看来，这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迈向“百年老店”的一张船票。

评级分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同一家企业可能在不同评级机构获得差距很大的结果。吕建中将这一现象称为ESG的“测不准原理”：环境、社会、治理、员工、供应链和生产经营涉及多个维度，机构采用的权重和方法不同，结果自然会出现差异。

“评级是温度的测量仪，不是温度本身，”吕建中说。

企业如果为了从A级升到AAA级，投入大量资源完成与经营关联很弱的指标，最终可能只得到一张更漂亮的成绩单。更重要的工作，是让数据可获得、可追溯、可治理，并逐步进入经营决策。

欧美近年出现“反ESG”、基金改名和企业弱化相关标签，也让国内企业怀疑这套体系是否在退潮。

三位受访者的判断基本一致：标签在降温，但交易门槛没有松。

吕建中看到的是全球ESG进入“分层与校准”阶段——美国的政策变化与本土产业结构相关，欧洲在可持续目标与经济竞争力之间校准节奏，口号有所降温，风险管理和经营要求仍在继续。

张英杰的判断更直接：观察ESG是否退潮，要看国际资本的项目准入。只要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投资机构仍将环境与社会风险嵌入尽调和融资决策，资金端的实质要求就没有消失。对中国企业来说，出海可持续合规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准入项。

换句话说，ESG的标签可能降温，交易中的门槛仍在变硬。

AI带来一张新考卷

的确，AI可以帮助企业清洗数据、匹配标准、识别供应链风险，也可能更快地生成一份建立在错误数据上的报告。

但相比起“AI+ESG”吕建中更倾向于使用“AI×ESG”这一表述：AI放大ESG的数据分析和管理效率，ESG则为AI应用提供责任边界。

企业目前更关注AI带来的增长与降本，很少追问它消耗了多少电、替代了多少岗位。算力能耗、数据权益、算法偏见和劳动力转型，都会逐步进入ESG治理。严迪飞的判断更保守：AI与ESG的结合仍处于较浅阶段，现阶段尚未形成显著的额外能耗和就业影响。

风险还没有充分暴露，恰好给企业留下了补治理的窗口。

回头看这场首考，ESG已经改变了两件事：披露从企业自选动作变成制度要求，订单、融资和供应链资格也开始为ESG绩效“定价”。

更难的变化仍在企业内部。它要求管理层重新分配预算、权力和责任，让生产、采购、研发、财务和人力资源共同承担目标。只增加一份报告，ESG就会变成新的流程负担；能够保住订单、降低能耗、改善融资、稳定供应链，相关投入才会沉淀为经营能力。

首考让企业坐进了考场，但下一场考试没有统一交卷日，它将真实发生在每一次采购、投资、招聘、融资和产品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