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不敢生”？：从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窥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区域产业观察笔记 ，作者：张志伟

经济观察

当生育从"天经地义"，变成一笔需要反复论证的账

面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生育意愿极速下降的人口困境，许多人的第一回答是：当代人经济压力大，没钱不敢生。

这个答案太顺滑了，顺滑到我们应该起疑。

把时间轴拉长一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在5到6之间，1963年冲到7.52的历史峰值，那一年全国出生了2954万人。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均GDP，不足120美元，经济压力都不足以表述，更直观的说，应该是生存压力无比巨大。

把空间轴也拉开。同样是发达国家，2024年法国总和生育率1.62，美国1.62，日本1.15；到2025年，韩国是0.80。韩国不到法国的二分之一。

钱当然重要。但钱解释不了这些。

202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03，出生人口792万。比日本还低，正在逼近韩国。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

为什么在物质前所未有充裕之后，生育从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变成了一笔需要反复论证的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石智雷教授和廖华，在《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与经验研究》里梳理了西方六十年的理论争辩与经验证据，让我们从中窥探全球性人口困境的成因。

两个参照系

纵向看七十年，横向看八个国家。生育率与"钱"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简单的反向曲线。

纵向·中国总和生育率变迁

1950年4.42

1957年6.00

1963年7.52历史峰值

1975年3.60

1980年2.74

1995年1.90跌破更替水平

2016年1.82

2025年1.03

横向·主要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2024—2025）

法国1.62

美国1.62

英国1.56

德国1.35

意大利1.18

日本1.15

中国1.03

韩国0.80全球最低

更替水平2.10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24》、OECD家庭数据库、韩国国家数据处、日本厚生劳动省、国家统计局。

01

"多子多福"是怎么破产的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多子"就等于"多福"。这句话不是伦理，是算术。

澳大利亚人口学家考德威尔（John C.Caldwell）1982年提出过"财富流理论"：在传统家庭里，孩子很早就下地干活，财富的流向是从子女到父母。"养儿防老"四个字背后，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养老保险合约。生育回报明确，理性的人当然要多投。

转折发生在家庭生产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之后。孩子不再早早创造收入，反而要先经历漫长的养育和教育周期。财富的流向彻底翻转，变成从父母流向子女。与此同时，养老金制度兴起，晚年的依靠不再系于儿女。

"多子多福"就变成了"多子未必多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在1960年把这个逻辑推到了底：孩子被当成一种"商品"，父母在成本（金钱、时间，尤其是母亲的时间）与效用（心理满足、未来的收入流）之间权衡。而作为商品，孩子同样逃不过边际效用递减。

生育的投资属性，被现代制度击溃。养老金替代了"养儿防老"，社会化生产替代了童工收入。剩下的只有消费属性。

而消费，是可以不买的。

02

鸡娃背后

如果孩子成了消费品，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难理解了：人们没有少爱孩子，只是彻底改变了对孩子的投入方式。

贝克尔和刘易斯1973年提出"数量—质量"模型。他们发现，收入提高后，家庭对儿童质量的需求弹性，远高于对数量的需求弹性。多一份钱，父母更愿意花在"一个孩子能走多远"上，而不是"再多生一个"。

这本来只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替代关系。可它撞上教育扩张的时代，就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

论文里有个细节：1946到1969年，德国把义务教育延长了一年，几乎与此同时，德国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开始上升。到2009年，这个数字是30岁。

"生几个"于是变成了"投入多少"。这大概是今天"不敢生"的第一层结构。它不是不想，而是每个孩子的下限被悄悄抬高了——既然要生，就不能让他输。

03

一个反直觉的发现

经济学家多普克（Matthias Doepke）2005年指出：过去婴幼儿死亡率高，一个家庭想让血脉延续，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生，用数量对冲夭折的风险。等到公共卫生改善、孩子基本都能活到成年，这种"预防性生育"就失去了意义。

论文由此得出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判断：医疗卫生条件的完善，本身也在压低生育率。

很多被我们归到"经济压力"名下的现象，往深处看，其实是需求结构变了。不是养不起，是不再需要那么多。

04

真正的变量，是"位置"

前面这些都是铺垫。真正压住生育意愿的东西，藏得更深。

社会流动性理论给出的解释，或许最接近真相。它的源头可以追到1890年法国人口学家杜蒙（Arsène Dumont）的"社会毛细血管"假说：一个人想往上走，孩子就成了肩上的重量。

这个框架后来被拓展到两代人之间。一来，是代内流动：教育和就业机会多了，女性更在意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不愿被婚姻和生育绊住脚步，这一点在女性身上格外明显。二来，是代际流动：孩子越多，家里有限的资源被摊得越薄，哪个孩子都走不远。为了让孩子真能往上走，父母反而会少生。

其中有一句话，几乎是给东亚写的。弗雷塔斯（De Freitas）等2021年的研究说：

当一个人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差距过于悬殊时，生育率的下降最为显著。

把六十年前和今天放在一起看，会看得更清楚。

那时的穷，是均质的穷。大家的参照系是同一个村庄、同一排筒子楼，没有人家的孩子在上国际学校。物质是匮乏的，心里却不慌。

今天的穷，是比较出来的穷。参照系从村口挪到了朋友圈，从"能吃饱"变成了"孩子不能掉队"。稀缺的其实不是钱，是确定感——那种"我努力就有回报，我的孩子努力就不会被落下"的确定感。

所以，真正让人把话咽回去的，可能不是"我养不起"，而是：

我怕他过得不如我。

顺着这条线，还有第二个转变值得一说。莱斯泰格（Lesthaeghe）和范德卡（Van de Kaa）1986年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这些新观念起来，人对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判断变了，婚育不再是生活的标配。维尼奥利（Vignoli）等2020年又补了一笔更贴近当下的注脚：全球化让经济起伏变得难以预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困在对工作、对家庭的焦虑里。

注意这个措辞的差别：是焦虑，不是贫穷。

05

孩子最大的竞争者，不是钱

还有一个变量很少被拿到台面上讲：新商品。

关键在于，新商品和新服务往往是孩子的替代品，而不是互补品。

预算就那么多。一对年轻夫妻可以换一台更好的车，去一次更远的旅行，住得宽敞一点，或者，仅仅是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些都是"孩子"的竞争者。花在别处的份额大了，留给孩子的自然就少。

这个逻辑有冷冰冰的数据撑着。科普基（Kopecky）2011年的研究显示，1900到1950年，休闲商品的价格剔除通胀后下降了约26%；而用实际工资和休闲商品价格之比衡量的"孩子的相对价格"，却一路上涨。

今天，孩子的竞争者比半个世纪前多得多。短视频、独处的自由、一只猫的陪伴、随时出发的可能。

但这里要小心。不要把这读成"年轻人贪玩"。当一个社会把自我实现的权重调到了传宗接代之上，这是一次价值序列的重排。它未必是堕落，但它一定会改变人口的形状。

06

她

在所有变量里，女性地位与性别平等被谈论得最多，也最常被说偏。

论文援引的研究很具体。库克（Cooke）2009年分析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现女性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时，生育二胎的可能性就显著下降。德罗斯（DeRose）2021年看了北美和欧洲27个国家，结论是：当性别平等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会更快。

这里面藏着一个容易被跳过的错位。

女性的自主权确实上去了。她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野心。但家里的分工没有跟上。家务和育儿默认还是她的事。于是生育的代价，几乎全部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一个很普通的深夜：孩子终于睡了，她打开电脑，把白天落下的工作补上。

也正因如此，同为发达国家，北欧能勉强稳住生育率，东亚却一路滑向极低。差别不在福利总额的多少，而在代价由谁承担。

0.80，是韩国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比2023年的0.72回升了一些，但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更像是疫情推迟的婚礼集中补办带来的补偿性反弹，不是根本性的好转。

07

当"明天"变得不可预测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里写过：工业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制造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整个世界。

这种风险感，会非常直接地传导到生育决定上。

论文引用了两项研究，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马蒂西亚克（Matysiak）2021年发现，经济危机对欧洲生育率的影响很深，南欧和东欧掉得尤其厉害。两年后他又指出，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正在重塑产业和劳动力市场，这可能与欧洲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有关——当岗位被替代、收入变得不稳，年轻人会继续往后推，甚至干脆放弃。

奥托尔（Autor）2019年的研究给出了更细的机制：制造业衰落，压低了年轻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而家庭组建因此被推迟。

当"明天"变得不可预测，

生育就是一种加杠杆。

08

"低生育陷阱"，是宿命吗

奥地利人口学家卢茨（Lutz）等2006年提过一个让人沮丧的假说：生育率一旦降到某个程度，导致它下降的人口、社会、经济因素会产生自我强化，趋势就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

但论文对这个说法是保留的。

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出现过阶段性回升，这与"陷阱"的描述有出入。另一方面，把1.5当成一条警戒线，本身就缺乏足够依据。更关键的是，这个假说太强调代际的自我强化，却忽略了政府政策、社会福利这些同一代人身上的变量。

这点值得记住，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该用什么姿态面对。低生育率不是一道判了死刑的数学题，而是一场需要长期投入的结构性博弈。

不过，期待也不宜过高。有研究分析了100多个国家，发现政府干预只能解释大约5%的生育率变化，而且不少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效果只是短期的。

09

能不能不算这笔账

2025年，中国在这一轮里的动作明显快了起来。

育儿补贴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每个3岁以下的孩子每年3600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也就是大班）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免除；普惠托育的目标定在每千人口4.5个托位。加法、减法、乘法，都在做。

2025年·已落地的生育支持

+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3岁以下）

−免费学前免除公办园大班保育教育费

×普惠托育每千人口4.5个托位

但回到开头那笔账。如果压住生育意愿的不是钱，而是位置和预期，那么补贴能改变的，是价格；改变不了的，是那本账要不要算。

真正要补的，或许是三样东西：让年轻人相信努力有回报，让女性相信生育不意味着职业出局，让孩子意味着希望，而不是风险。

石智雷和廖华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在现有的现代化模式下，各国均出现了相似的人口问题？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固有缺陷显现？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中国在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2023年、2024年总人口分别减少208万和139万。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和速度走进低生育社会，也就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份现成的答案。

低生育率不是发展的失败，它是现代化递给我们的一张卷子。

要回答它，靠的不只是政策工具箱里的钱，还有我们怎么理解——什么才算值得过的一生。

解读文献：石智雷、廖华《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与经验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本文仅为论文解读，建议关注阅读原文。

数据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24》，OECD家庭数据库，韩国国家数据处，日本厚生劳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