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投入到公众信任，美国研发体系的三重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导语

在美国，争取科研预算曾有一张屡试不爽的牌——追赶中国。从国会议员到科研机构，不少声音都在强调中国研发投入增长带来的竞争压力。但随着中国科研实力持续提升，简单以对华竞争为由要求增加经费已经越来越难以服众。这套延续多年的说辞，如今为何逐渐失去说服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非驻会高级研究员Roger Pielke Jr.撰文指出，以中国为由争取更多科研经费，无论作为政治动员还是政策策略，都难以奏效。文章从投入规模、科研方向和公众信任三个层面，分析美国研发体系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讨科研投入如何真正转化为公众看得见的收益。作者认为，与其反复借外部竞争动员预算，美国更需要重建科研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让科研成果切实惠及民众的健康、就业和生活水平。

原文标题：China and the Endless Frontier

原文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在美国政策圈，扩大联邦研发投入最常见的理由，是这笔钱关系到能否跟上中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Raja Krishnamoorthi在2025年警告，“华盛顿分心之际，北京正在全速追赶”；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在2026年5月报告称，中国的研发投入已超过美国，并敦促扩大联邦支持。

同年7月，前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Julia Phillips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必须重振“历史优势”领域的投入；同年8月，参议员Adam Schiff致信特朗普，称没有强有力的联邦资助，“我们就会面临把影响力拱手让给海外竞争者的严重风险”。

美国企业研究所非驻会高级研究员Roger Pielke Jr.在10月26日撰文，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刚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基础研究报告（2026）》为参照，论证“以中国为由要预算”无论作为争取公众支持的政治策略，还是作为回应中国崛起的政策策略，都难以奏效。

他给出三点理由：规模上，中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已与美国相当，甚至更高；方向上，美国科研体制正转向集中化管理，这让研发体系陷入不稳定与低效；正当性上，科学与社会的契约已经松动。他的结论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回应中国崛起的答案要从美国国内找，而不是从对华叙事里找。

一、中国的研发投入已追上美国

《中国基础研究报告（2026）》梳理了25个国家和地区1985年至2024年的基础研究，记录下中国崛起为全球研发超级大国的过程。其中最直观的一项是政府投入：2022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国际比较的最新一年），美国政府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18.1%，约1670亿美元；中国政府的这一比例为17.8%。

孰高孰低，取决于用哪种口径换算。按2022年市场汇率，中国政府的研发投入约810亿美元，为美国的49%；按OECD和国家科学委员会采用的GDP购买力平价，约1440亿美元，为美国的86%；按Pielke为本文自建的研究专项购买力平价序列，约1920亿美元，为美国的115%。

三种口径算下来，中国政府投入无论怎么折算，都已进入与美国相当甚至更高的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比较只算政府投入，美中两国的研发大头都出自私人部门。就研发总量而言，OECD在今年3月的报告中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总支出已在2024年“赶上乃至超过”美国。

投入也换来了产出。中国的基础研究论文占世界份额从1985年的0.9%升至2024年的32.6%，2019年超过美国；同期美国的份额从39.9%降到18.9%。2024年，全球被引次数居前0.1%的论文中，中国占44.1%，高于美国的40.9%；而在2016年之前，美国的这一比例每一年都超过60%。

二、美国科研主导权正在移向白宫

规模之外，Pielke更担心的是方向。美国已从任务导向的研究转向政府主导的科学，而在实行选举制的国家，这种转向会给研发体系带来不稳定与低效。2026年5月，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提出一项新规，要求每一笔自主裁量资助在发放前先由一名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审查，同行评审意见仅供参考。

主张政府主导研发并非没有道理：选民选出总统，本就是要总统来定国家的优先事项。但Pielke指出，立法者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法案时，构建的是跨党联盟，其寿命长于任何一届政府。由此形成的研发优先次序具有连续性，而白宫每隔四年或八年就可能随政党轮替易主，给不了这种连续性。两国研发体制的差别不在花钱多少，而在于优先次序由谁定、靠什么保持稳定。

《中国基础研究报告（2026）》把中国的资助体系概括为“制度连续与渐进调适的结合”。这套体系并不以选举问责为基础，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始终把“研究者自主申请、同行评审、竞争性遴选”作为核心机制。

Pielke的判断是，美国不能也不应模仿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研发体制。它应当回到那条杂乱却有效的路子上，通过立法程序来制定科学政策；行政部门可以参与，但国会不能把宪法赋予自己的职责交出去。

三、公众信任下滑，社会契约正在松动

Pielke给出的三个理由里，正当性这一条最为根本。他与Rad Byerly早在1995年和1998年就讨论过战后的社会契约。他们的看法是，社会通过政府给予科学“资金与相对自主”，换取“必然随之而来的实际收益”。冷战结束后，“一个压倒一切的研究正当性被一个大问号取代”，科学界需要与资助它的社会重新签约。Pielke后来提出，冷战后确有一份新契约形成，而美国科学政策今天的处境，正是那份契约的产物。

这一点在数据上也有体现。1985年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但相对增幅大得多，普通人更容易把生活改善与研发投入挂上钩。同一时期，美英欧的人均产出约翻了一倍，美国的中位家庭实际收入却只增长39%，不到人均产出增幅（95%）的一半。

与此同时，皮尤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科学家的信心从2020年4月的87%降至2026年1月的77%，其中民主党人90%、共和党人65%；2020年的平行调查则显示，50%的中国受访者对科学家“非常信任”，美国为33%。冷战时期这种叙事能赢得广泛支持，是因为美国人有共同的威胁感，也看得见生活水平在提高；而如今这两个条件都不在了。

七十年来，研发支持者一再援引外部的对手：斯普特尼克之后的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国。但Pielke判断，无论威胁是不是中国，美国都已很难再靠外部威胁为科学政策凝聚全国共识。

共识只能从美国国内重新签署社会契约中产生，让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收益。相比之下，2024年中国的全国科技大会把国家实力与科学进步直接挂钩，提出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这类收益对普通中国民众而言要显性得多。

四、回应中国崛起，答案要从美国国内找

在Pielke看来，中国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四十年的制度连续性、稳定的资金增长、对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大笔投入。选举轮替的国家复制不了这套模式，因为选民、议员、专家和媒体年复一年地公开争夺优先次序。反复公开争夺看似低效，但真正持久的科学政策恰恰来自这种立法博弈，而不是行政命令。

放在这个背景下，单靠“多给钱以抗衡中国”这类口号，几乎注定落空：作为政治策略，它凝聚不了共识；作为政策策略，它回答不了钱到底该往哪儿花。Pielke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指出的路是，在国会谈判，通过立法授权和拨款重签这份契约，把公共科研经费与普通家庭在健康、就业、物价、生活水准上的收益绑定在一起。

他还主张，美国科学界的领导者应认真对待这份社会契约，让科学机构摆脱党派立场。大学、专业学会和国家科学院，都应从党派化的转向中纠偏，因为科学与研发的收益属于所有人，与他们投票给谁无关。

面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研发强国，美国最好的回答始于国内，也就是重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以中国为由”的论证最终要由美国国内政治来检验。预算叙事真正失效的地方，不在北京进展多快，而在于华盛顿能否拿出让人有感的收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