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骚乱下，60岁王姐的谋生路

2026年11月11日，西班牙将迎来一场持续2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这事早有预告。此次罢工由CCOO、UGT、CGT、CNT等工会组织发起，主要诉求包括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就业不稳定、控制物价以及保障住房可负担性。外面的世界闹哄哄的，但对来这里创业的王姐来说，她只希望这些“疯狂”的人不要抢她的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寻路OutWilds（outwilds2026），作者：魏肖肖，编辑：李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暴乱之夜，一份53欧的账单

2026年10月24日，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发生暴乱时，我和“锁喉哥”正在附近吃饭。

“锁喉哥”是山东小伙儿。去年，他在巴塞罗那街头裸绞小偷的视频传遍全网，这个绰号就叫开了。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衣服底下却藏着一身腱子肉，动起手来强悍得像一辆人形坦克。

图为2025年“锁喉哥”抓小偷的现场画面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抗议很快升级，一群统一着装的年轻人在街上打砸抢烧。在西班牙待了十年的锁喉哥凭经验判断：“这儿不安全了，换个地方。”

于是我们去了远离加泰罗尼亚广场的一家酒吧。

在西班牙的中大型城市，酒吧生意几乎被华人垄断。随便走进一家，老板基本都是华人。只是没想到，市中心不太平，居民区的酒吧也不太平。

酒吧门外摆了六张桌子，其中四张拼成长条，坐满了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看肤色，拉美人和摩洛哥人居多。桌上堆着啤酒、香槟和西班牙小食，正中间立着一个生日蛋糕——看样子是在给谁过生日。

室外没有位子，我们只好挪到吧台。喝到第三杯啤酒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嘈杂的吵闹声。我俩对视一眼，又紧张起来。

锁喉哥率先起身，我紧跟其后，以为暴乱扩到了这边。冲出去才看清：酒吧老板——一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女人，身高不到一米六，头发白了一半——正死死揪着一个年轻人的衣服，涨红着脸，用西语反复说着一个词：“给钱！”

五六个小青年把她围在中间，为首的那个举着一把椅子，一下下砸着桌面，酒瓶滚落，在地上摔出刺耳的碎响。

青年嚣张得很：“老太婆再不松手，就砸了你的店！”

女人恶狠狠地盯着他：“给钱！不给钱不能走！”

看这架势，这群年轻人是打算明目张胆地逃单。

我还没反应过来，锁喉哥已经走了过去。他先用流利的西语请对方把椅子放下，有话好好说。那青年斜眼看他，骂了一句脏话，抡起椅子就往他头上砸。

我的心还没来得及提起来，锁喉哥的手臂已经出去了：一挡，一记肘击，青年应声倒地。另一侧，同伴扑上来，被他一脚踹进了绿化丛。

不等青年起身，锁喉哥转头问老板：“他们欠了多少钱？”

老板有点没反应过来，懵懵地说：“53欧……”

锁喉哥看向那几个青年。几个人很快认怂，凑足53欧，悻悻地走了。

图为王姐酒吧附近的现场照片

怕这群人回头报复，我们索性在酒吧坐到打烊。

聊起来才知道，老板姓王，山东青岛人，跟我算半个老乡。

王姐谢了又谢，感慨道：“能遇到山东老乡不容易，遇到有良心的山东老乡更不容易……”

在西班牙的华人里，浙江人最多，以青田人为主，其次是福建人，山东人的比例要小得多——碰上，确实是缘分。

临走，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我跟王姐说，有麻烦随时打电话。锁喉哥也说，他家就住附近，过来一趟很方便。

王姐硬塞给我们两瓶虾酱，说是自己发酵的，在这边能吃到家乡味不容易，一点心意，让我们务必收下。

文明的两幅面孔

因为工作，我和锁喉哥最近天天混在一起。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老安，这天刚从国内飞到巴塞罗那。当晚，我们三人又去了王姐的酒吧。

一见面，我吃了一惊。

她脸上多了一道指甲盖大小的伤疤，四周还泛着淤青。

我问她怎么了，是不是那帮年轻人又来闹事。

王姐摇摇头：“这边的年轻人喜欢流窜作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长期骚扰同一家店。这回是昨晚跟几个客人干了一架。”

按西班牙的规定，酒吧的户外座位区必须在午夜12点前清空，之后只能进室内喝酒。那天，四个拉美老头坐在户外，到了后半夜还不走，也不肯进屋。沟通无果，王姐动手清场，双方扭打起来。

王姐却满不在乎：“反正那几个老头进屋后还点了不少酒，也不赖账。只要不赖账，就算好人。”

一旁的老安大吃一惊：“不是说西班牙是文明国家吗？”

我说，“是的，有时候很文明，有时候不文明。”

文明的地方在于，这边永远关注弱势群体。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16%的人口、超过13亿人正经历着显著残疾，其中智力残疾约占3%——也就是每100个人里，就有3个。

在西班牙，我每天带娃去游乐场，路上常看到残疾人在公共健身区和常人一样锻炼。起初我很纳闷：难道是这里的残疾人比例特别高？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活动空间、相对安全的基础设施，以及——旁人真的把他们当普通人。

对孩子的照顾也是一样。在居民区，每隔两三百米就有一处围栏围起的露天儿童游乐场；即便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商业区，走不出一公里也能找到一个。

图为街区儿童游乐场一角

在号称“遍地是小偷”的巴塞罗那，法律规定偷窃400欧元以下属于轻微罪行，警察不管。当地人的解释是：小偷大多是穷人，穷人属于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不追究轻微盗窃——于是偷窃似乎天然有了某种合法性。

到如今，即便被偷的是400欧元以上，警方大概率也只给你一张回执，记录在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半是习以为常的懒政，一半是监狱装不下这么多人。以保护弱势群体之名，过一种“差不多”的日子——这究竟算文明，还是不算，很难说清。

类似的事还有“Okupa”，也就是强占房：房子无论什么原因闲置超过一定期限，被难民、黑户、无房者这类弱势群体占住，如果对方家里还有孩子，房主大概率要不回来。就算打官司，流程至少要两年，最后多半还是那句“人道主义”——轻微犯罪不追究，弱势群体要保护。这也是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这边涌的原因之一。

近来欧洲多国骚乱频发，文明被裹进大火、抢劫和暴力犯罪里。看似如出一辙的孤立事件，其实是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

从宏观上看，俄乌战争切断了北溪管道，欧洲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只能转向价格更高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伊战争让承担全球约20%石油及石油产品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欧盟天然气价格短期内暴涨约70%，柴油涨30%，汽油涨15%……

叠加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压力，政府没有足够资源回应社会诉求，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达到顶点。

更麻烦的是民生：物价和房价一起飞涨，工资却几乎纹丝不动。

图为西班牙国民超市Mercadona十年间的物价对比

老安啧啧称奇，转头问我：“你说的这些，不是战争就是经济、政府的问题。难道这边的年轻人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这么一问，让我想起去年认识的一个西班牙朋友。他叫莱昂，27岁，在一家酒店做行政助理。名义上是每周40小时的稳定工作，但我发现他闲得很。

比如上班时间，他可以不在岗，去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按他的说法，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而上街，雇主不能解雇，也不能作任何纪律处分，最多扣掉外出那几个小时的工资。于是，日常摸鱼加上偶尔上街，他真正干活的时间每周不超过20小时，工资也少不了多少——“上一休一”的格局就这么形成了。他其实对那些活动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想借机过自己的日子。

按他的说法，他在年轻人里已经算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了。他还有早就实现“上一休一”的朋友——只不过那个“上一休一”，是上一年班、休一年。

操作很简单：干满一年，就想办法让老板把自己辞退，然后领失业金——前180天拿原工资的70%，第181天起拿60%。这笔钱加上前雇主的赔偿，够活一年。钱花光了再去找份工作，如此重复。

照这个路子，一辈子只要让雇主累计交够15年社保——不必连续——退休就能领养老金。如果中间有中断或少缴，金额偏低，还可以向社保局申请待遇基准线，大约1300欧。总之，人道主义政策加上法律漏洞，多争取几次，每月800欧的退休金总能提到1300欧。再加上免费的公立医疗，日子够过了。

想到这些，我告诉老安：这大概就是你问的“年轻一代的责任”。当福利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去打砸抢奢侈品店——既释放了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又能拿到一点“生活补贴”。

老安听得连连点头，喃喃自语：“欧洲年轻人这样，那王姐这边上了年纪的老赖，估计也差不多？”

王姐叹了口气：“上了年纪的老赖，倒没年轻人搞得那么激烈。就像昨晚清场那事，客人非要在室外喝，我已经被罚过两次了：第一次500欧，第二次1000欧。绝不能再有第三次，第三次就是3000欧，还可能吊销露台执照。我一个女人，本来不愿意跟人起冲突，可这么多年被他们逼的，一言不合就得干。这边的人欺软怕硬，你越强势，他越怂。我以前连架都不会吵，现在用西语骂人、动手打人，全学会了。”

老安这次听得连连摇头：“没想到，没想到……”

这时店里客人还不多，王姐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天。

我问她：“这么大的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王姐指了指不远处的街道：那边还有一家店，她老公一个人守着。夫妻分开经营赚得多，只要勤快，两个店面一年净收入能有10万欧元。

但辛苦是真辛苦：凌晨4点起床备货，6点多开门，中午歇两个小时，再营业到午夜11点、有时到凌晨1点。只要不是大病，全年无休。

请人做又不划算。老外不敢雇——随时可能溜出去摸鱼；就算他愿意一直待在店里磨洋工，万一工时超了，他一举报，挨罚的是雇主。

雇勤快老实的华人，先得看有没有合法身份。没身份就是打黑工，被客人举报，罚的又是雇主。更吊诡的是，黑工可以举报自己——举报雇主收留他。前些年，黑工被定义为弱势群体，靠这一手能拿到合法身份，挨罚的只有老板。所谓“前人伐树，后人遭殃”，从前还有华人老板愿意收留走投无路的黑工同胞，现在几乎没有了。

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合法雇一个身份齐全的华人。按巴塞罗那餐饮业集体协议，月薪约1800欧、一年14薪，工人年收入约2.5万欧，雇主的实际支出要到3.3万欧左右。这样一个小酒吧，雇一个人，一大半利润就没了。

所以王姐一个人身兼数职：老板、服务员、咖啡师、厨师、清洁工、收银员、会计。

一大早，她开门、开灯、预热咖啡机，清点啤酒、检查冰柜，摆好吧台、擦净桌子，备好面包、牛角包、薯片和橄榄。再把收银机的零钱备齐，检查展示柜。客人一到，她一个人做咖啡、开啤酒、热面包、收钱；趁翻台的间隙洗杯子、抹吧台。午休客人少时，收桌、洗碗、擦厨房、倒垃圾、拖地，中间匆匆吃一口，抽空去趟卫生间。

如此循环，直到打烊。

王姐感慨，只要有钱赚，辛苦一点没什么。

她来得晚，2022年才到这边开酒吧，跟那些靠开酒吧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青田老移民比，自己这点努力不算什么。“6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她打算再干十年就退休，然后夫妻俩回国享清福。

疫情后的“出海”

2019年，王姐一家人还住在青岛。

这一年，她三十岁的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准备五一结婚。最后因为房、车和彩礼没谈拢，婚事告吹。

提起这事，王姐还是感慨：“不怪人家女方，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谁不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何况我儿子大专毕业，一直没个稳定工作。”

婚事黄了之后，王姐和老公商量：把市场里经营多年的卤海鲜摊位转出去，开一家海鲜饭馆。凭多年的手艺，五年内总能多攒出一些钱。

老公想了几个晚上，答应了。他们向亲戚借了20多万，加上多年积蓄，接手一间60多平米的转让饭店。前前后后忙了半年，从简单装修到开张，生意刚有起色，疫情来了。

2020年，堂食改外卖，连成本都盖不住。

2021年，病毒反复，看不到头。房租和损耗压着，王姐决定关门。

一筹莫展时，一位2000年初就来西班牙谋生的远房亲戚给了她新的希望。在亲戚的劝说和指点下，夫妻俩决定“出海”。按亲戚画的蓝图：先去厨房打工，再把工签转成老板签，开一家酒吧。

可对开酒吧的亲戚来说，办餐饮类的西班牙工签并不容易。幸好当时西班牙肉类加工业——尤其是屠宰、分割岗位——严重缺人，属于官方认定的“难填补”职业。

借着这个缺口，他们最终办下了肉厂的工作签证。

这种“肉类分割操作工”的工签，不要求语言，也没有技术门槛。夫妻俩一边上班，一边自学西语，干满一年，终于有资格申请变更居留类型。随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们接手了那家转让的酒吧。

也就是我们此刻坐着的这家。

亲戚不只给了他们出海的机会，还手把手地教：怎么提高翻台率，怎么做酒单，怎么有针对性地学语言、跟客人打交道。

跟着做了三个月，王姐自己能上手了。亲戚飘然而去，过上了养老的日子。王姐想，只要够勤奋，好日子总有盼头。

可接下来等来的不是好日子，是一沓税单和罚单。

她事先并不知道，这家酒吧欠着三年税款；亲戚也没告诉她，厨房没有明火资质，排烟口不合规。她想着做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自己发酵虾酱，卖给华人多一份收入——结果被邻居举报在家里“煮屎”，又罚了一笔……

前债未清，新债又起，王姐陷入绝望。

更气人的是，开了几个月，她发现本地邻居从不进店，看她的眼神总带着敌意。后来才知道，这家酒吧多年接待瘾君子，邻居早就恨透了这个门脸。

王姐忍不住去问转店给她的亲戚：怎么会是这样？

亲戚受不了这种“冒犯”，开始算细账：帮他们办的肉厂工签，交给中介至少值1万欧元；落地后办住家证明、银行卡、保险、公证翻译、去移民局按指纹、办公共医疗卡，这些琐事加起来又值1万；更关键的是，手把手教两个新人经营酒吧，这几个月的心血，难道不比明码标价的生意更值钱？

王姐却认为，除了亲戚陪着跑腿，该花的钱都是自己出的。她承认这份帮助，也承情，但不至于这样明码标价；就算要标价，也该敞开说，而不是利用信息差，把一个乱七八糟的店转给自己。

亲戚只丢下一句：国外就这样，别拿国内的生活逻辑套这边。想不通，那就绝交，以后别见了。

王姐怎么都想不通，气出一场大病。后来几次想把亲戚的电话、微信全拉黑，终究没狠下心。

双方近一个月没说话。转眼到了王姐接手酒吧的第一个夏天，店里的空调坏了。在西班牙，夏天装空调、修空调都不是容易事：人工贵，安装或修理的费用跟买台新机差不多，旺季的安装费甚至比机器还贵一倍；效率又低，高峰期等一台空调装上往往要一个多月——等装好，夏天也过去了。

王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能马上装空调的商家，无果。没办法，她又联系了亲戚，求个门路。亲戚把她拉进一个“西班牙—山东老乡”群，让她自己问。华人的空调师傅大多没有安装资质，属于打黑工，但胜在快，值得冒这个险。

图为朋友去年找华人师傅安装空调的费用，不包含空调本身

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外。结果，王姐在群里找来两个师傅：一个放了她鸽子，另一个是骗子。最后她买了台高功率大风扇放在店里，硬扛过了夏天。等本地师傅来换空调，已经是秋天。

暴风雨前的鸽子

2026年10月31日，是24日暴乱之后，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扬言“再出动”的日子。那天我带4岁的儿子去市中心玩，发现不少商家已经在未雨绸缪：给落地玻璃窗钉上了木板。

新媒体时代，尤其以TikTok为首的社交网络，让年轻人的集体行动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不必再像从前那样上街临时结伙，他们在TikTok上发信号、拉群、定目标、设计逃跑路线。

善用社交网络的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也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在工会号召下，约好同一时间，全国大罢工。

图为10月份爆炸后未被及时清理的煤气罐和摩托车残骸

巴塞罗那的街区依然美丽，西班牙人依然热情，地中海的阳光依然刺眼，但一场看不见的暴风雨，在空气里几乎有了实体。儿子还小，他不知道当晚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会发生什么，只知道此刻喂广场上的鸽子很快乐。

很快，面包喂完了，他问我还有没有能给鸽子的零食。我打开书包给他看，空的。这时，一个推着购物车的流浪汉路过。车里塞满杂物：旧盆子、盘子、衣服、书、简易被褥，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器。他慢慢从车底掏出一包刚开封的大米，递给我儿子。

儿子不敢接，怔怔地看着我。流浪汉也转过头，示意我收下，好让孩子接着喂。我心里清楚，他找口吃的并不容易，这大半包米够他吃两天，于是谢过他的好意，连连摆手拒绝。

他硬塞到我手里，笑着说了一句：“孩子开心最重要，祝你们玩得开心。”然后推着购物车走了。

图为西班牙流浪汉

当天晚上，我和锁喉哥、老安又去了王姐的酒吧。

王姐脸上的伤痕淡了不少，只是那双一贯疲惫的眼睛里，又多了一层暗淡。转头再看，酒吧的玻璃窗上多了蛛网一样的裂痕。

我问她玻璃窗怎么回事。

她说不知道被谁砸的，不过砸了也没用，店里从不放现金。

老安问，会不会是瘾君子？

王姐说不是，瘾君子没那力气抡锤子，肯定是年轻人干的。不过也不重要，反正国民警卫队那帮饭桶抓不到人。

说完，她蹲在大烤箱前，盛出一大盘刚烤好的土豆饼：“尝尝，我新发明的，配点橄榄，味道不错。”

我们三人坐在吧台，一边喝酒一边分食土豆饼。

王姐照旧忙前忙后，去招呼别的客人。

一直到深夜，店里只剩下我们和王姐四个人。

王姐长叹一口气，坐在椅子上发起呆来，满脸说不清的落寞。

她望着窗户，喃喃自语：“这样下去，我可能再干不了十年了，两年都撑不到。他们还约好了双11那天全国大罢工，到那天会是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窗外，一阵尖叫和鞭炮声过后，不远处的垃圾桶又燃起熊熊火焰。

而垃圾桶另一侧的小公园里，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歌手正唱着欢快的歌。灯火通明，人流如织，西班牙人、吉普赛人、南美人面朝歌手载歌载舞，仿佛隔壁年轻人的暴乱根本不存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寻路OutWilds，作者：魏肖肖，编辑：李泽